如果我们从前当真有过这么一个仓颉，那末仓颉就是第一个过文字生活的人了，因为他既然是黄帝的“史”，总不见是自备资斧或枵腹从公的吧。

从此以后，这门生活就不住的翻新花样：有的替人做文字的佣工，也同别的佣工一样靠工资过生活，上至内庭供奉的文学侍从，下至同门房跟班一律看待的私人书记，都属这一类；有的简直把文字作商品，跟顾客作现钱交易，上至卖碑谀墓，下至挂招牌，订润格，都属这一类。总之，无论什么方式的文字生活，都是“自古有之”，不见得“于今为烈”。

但是这门生活是一向就叫人瞧不起的。从前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就无非因其“人”靠“文”为生的缘故。

现在则只消提出“文字商品化”五个字，也就立刻判定了这门生活的罪状。

不过，我们仔细查一查自来文人的生活，就可晓得这样的判决未必一定是公平。

因为说“文字”和“生活”两件东西决不应该连在一起，那就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叫文人简直不要生活，那当然是不可能的；又一是要文人做文字工作时别谋生活。

是的，我们查一查从前文人的诗文集，不但没有稿费可拿，版税可抽，并且还得自己拿出钱来刻。但是他们是怎样写成这些诗文的呢？这里边就有个分等了。

在那种“资本”雄厚的文人，他从蒙童馆慢慢爬上翰林院，先得垫一笔大大的本钱。到了翰林院待诏应制的时候，虽然也不论字算稿费，却已有俸银可以养活，及至散馆放外缺，这才不但从前的老本可以捞回，并且可以终身不愁衣食，于是他就有闲情别致来做他的“不朽之业”了。

至若资本不厚，或者官运不亨，那末下焉者就不得不做马二先生，自将铺盖挑进文瀚楼，选选墨卷，偷闲到湖上看看女人，买几个制钱的处片嚼嚼，到底饱不了肚皮。

上焉者就算做到昌黎先生那么的文名，也还免不得卖碑谀墓。然而卖碑谀墓就要算是文人的一大耻辱了，而其实跟前一种文人比较，也不过生意规模的大小不同而已；究竟谁是清高，谁是卑鄙，那也没有什么尺度好做标准。

到了现代，情形当然又两样：“文字”和“生活”这两个词儿的连结更不能不密切。故若社会上暂时还需要文字这东西，而文人们又不愿受人豢养的话，那末我们似乎不便借口“文字商品化”的恶谥根本否定文字的生活；问题只在你所出的是何等商品，你的商品是什么质地，你的商品能有几何社会价值。

清代诗人赵翼的《后园居诗》有一首道：有客忽叩门，来送润笔需，乞我做墓志，要我工为谀；言政必龚黄，言学必程朱。吾聊以为戏，如其意所须，补缀成一篇，居然君子徒；核诸其素行，十钧无一铢。此文倘传后，孰能辨贤愚？或且引为据，竟入史册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

又一首道：频年苦贫乏，今岁尤艰难。内子前致辞：“明日无朝餐。”一笑谢之去：“勿得来相干，吾方吟小诗，一字尚未安。待吾诗成后，料理?盐酸。君见长安道，岂有饿死官？”

这两首诗恰好可代表旧时文人的两种生活态度。前一种可说是“为生活而文字”，只要“润笔需”拿得到手，就不妨“聊以为戏”的。后一种则可说是“为文字而文字”，如果“一字尚未安”，那就“明日无朝餐”也要不管的。我们看目前的情形，这两种态度大概都有人承袭。前一种“聊以为戏”的态度，我们当然认为要不得。就是后一种态度，虽然已比较的难得，也仍不能认为满意。一来，长安道上虽可没有“饿死官”，文场之中却难免要有饿死鬼，所以这不管“明日无朝餐”的精神固然可取，而必要等到长安道上奔走之余再来做文字，那怕就不见得有好文字做出来。二来，我们也要问，这“未安”的“一字”安了之后到底有什么好处？倘如说你一

字安了之后，也不过落得你自己的心境一时安适，那末你也大概犯不着害得尊夫人明天没有早饭吃吧。

所以，这自古有之的文字生活里边果真有“新生”可寻的话。我以为应该从这两种态度以外去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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