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探究
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义论》里谈到如何学习外国文化时，有一个精辟的论述：“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学习外国文化的方法，毫无疑问，同样地适用于我们学习古代的文化以及其他任何的文化。读孟子的文章，当然也不例外。下面，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孟子《寡人之于国也》这段谈话，提出两个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个问题：孟子从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王道思想。他谈“王道之始”，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提出了发展生产，包括农业生产、渔业生产和林业生产方面的具体措施。他谈“王道之成”也同样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不仅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生产的具体措施，而且提出了要兴办学校，要搞好教育工作。这样看来，孟子非常重视生产，非常重视经济建设，非常重视学校教育，非常重视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制定政策，而且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齐抓。这是不是说孟子的思想大大地超前，与我们现在的和谐理念，科学发展观等量齐观了？
对此，你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孟子的王道作些具体的分析吗？
第二个问题：梁惠王治国可谓“尽心焉耳矣”，但是“民不加多”；邻国“不用心”，而“民不加少”，这是什么原因呢？梁惠王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孟子却能一下子说出原因。其中的奥妙，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孟子透过梁惠王“用心”与邻国“不用心”这个表面的不同，看到了他们都施行“虐政”这个本质的相同。
由此知道，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于正确认识事物是多么重要！但是，生活中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是一回事，而真正地运用这个道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
司马迁曾经谈到这么一件事：君王无论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莫不想寻求忠臣和贤臣佐助自己，但往往“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为什么忠奸不辨，贤愚不分呢？这就是因为奸臣自有一套迷魂之术，好大喜功、高高在上的君王怎能看清他们的豺狼本性？
《列子》里有一则《两小儿辩日》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一儿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一儿以日初远，而日中时近。为什么对同一个事实，两个小孩的看法会完全相反呢？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孟，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这是根据自己的视觉经验。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这是依据自己的触觉经验。现在的科学知识告诉我们，两个小孩的看法都是不正确的，他们都被自己的经验迷惑了。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现实生活中被现象迷惑而看不清本质的事例太多了，大到治国安邦，小到生活小事。不然，我们怎么会犯那么多错误，做那么多傻事？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远看不透看不深呢？这里面真有一门大学问哩。
对此，你能联系自己的生活实践，举出几个事例进一步说明吗？
探究思路
第一个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人都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的人，他的思想不可能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受到时代的局限。
孟子是孔子之后的大儒，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学说中的仁义部分，主张“以仁义治国”。他认为王者应当“与百姓同乐”，应当“推恩”及于百姓，极力主张减轻劳役、维护生产、兴办教育、利民保民，“使民养生丧死无憾”。这些观点，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孟子的主张为什么在当时没有被诸侯各国采纳呢？这是因为孟子反复宣传的制民之产，即所谓“五亩之宅”、“百亩之田”，是指井田制而言。井田制是从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而来的贵族土地所有制。这种办法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形成的战国中期是不可能实行的，特别是在齐、魏这样的大国，地主兼并土地的趋势愈演愈烈，谁也无法阻止。孟子力图恢复古制，是一种违背历史潮流的做法，所以不可能被这些大国采用。
其次，对孟子提出的“王道之始”“王道之成”的具体目标，也要进行历史的具体分析。孟子提出“五十者可以衣帛”“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七十者可以食肉”，这些指标，虽然非常动人，但大多没有实在的意义。就“食肉”来看，鸡豚狗彘的饲养要耗费大量粮食，只有在粮食大量剩余时，才有可能扩大养殖规模，从而给广大民众提供肉类产品。在孟子的时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孟子只提出“七十者食肉”。但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孟子那个时代，有几个人能活到七十岁？孟子实际上只是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而已，等于说除了贵族，仍然是人人“不食肉”。从“衣帛”和劳作看，孟子把年龄指标降到了“五十岁”（颁白者），假定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是五十多岁吧，那么，年老时能从繁重的劳作中解脱并可以衣着丝帛，这自然也是高兴的事。但是，前提是国家或者个人要有积蓄。从当时的生产水平来看，也只能是孟子一厢情愿的设想，除了贵族，对于一般民众，面临的现实恐怕更多的是“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孟子提出“七十者食肉”“五十者衣帛”，不是说孟子就不想人人食肉衣帛，而是当时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宋代理学大师程颢、程颐（世称“二程”）读到孟子的这段谈话，也曾发出深沉的感叹：“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不足）尔。”（朱熹：《论语集注?雍也》注引程子语）在北宋的时代尚且“养有所不赡”，何况孟子的时代？
对孟子提出的“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不能只看到他似乎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很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其实，他是在提倡一种简单的循环经济的理论，有着极大局限性。即不可胜食、胜用的物质基础只在于依循天时和不过度利用资源。然而，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却不能靠这种静止地保持原有生态的办法去解决，因为不但人口在增长，而且人们也不断地要求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因此，不断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在孟子的时代也已经存在需求大于供给的问题。孟子为什么一再强调“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就是因为正常的捕捞和采伐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所以只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儒家向来只注重道德文化建设，不重视发展物质生产。《论语》里记载这么一个故事：樊迟向孔子“学稼”（请教农业生产的知识），孔先生对此一窍不通，但又很不虚心，反而一脸的不高兴，批评樊迟说：“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而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孟子完全继承了孔子的这个思想，他著名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知坑害了多少代读书人。因此，孟子提不出发展生产的措施，而只是一味强力禁止，当然也只会是枉费心机罢了。
再次，对孟子宣传的“民不加多”的观点，我们要注意用现代的科学观念全面进行分析。春秋战国时期，列国战争和统治者的横征暴敛以及生产力水平低下，造成人口减少、地广人稀、兵员和劳动力匮乏。为达到富国强兵、拓扩疆土、问鼎天下的目的，各国诸侯的当务之急是千方百计地争夺、吸引和控制人口，以增加劳动力和兵员，发展生产力。当时许多思想家都积极主张增殖人口，如《墨子》《管子》《商君书》就包含着丰富的人口思想。其中《管子·重令篇》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把“人众”与“国富”并列为称霸天下的根本；《管子·人国篇》提出“九惠之教”(“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疾”“通穷”“振困”“接绝”)，全面鼓励增加人口；《管子·牧民篇》更提出“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来强调培养人才，提高人口质量。可以说，增殖人口，是时代前进的需要和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人口的决定性作用，梁惠王理所当然会为“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忧心忡忡。
在今天，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提倡人口数量的增长，但不是说人口问题就不重要，即使在今天，人口仍是决定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实行计划生育，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是当前我国的基本国策，是从国情出发做出的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明智抉择。
第二个问题：关键是抓住“是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远看不透看不深呢？” 结合自身体会进行深入探讨，希望你能写出这方面的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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