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中国人有没有创造力？中国孩子是否缺乏创造力？举身边的两个例子来回答。其一：有一次，早上学生到校，预备铃声一声接一声响起，学生们却拥挤在教室门口，原来保管钥匙的同学钥匙忘记在家里了。全班学生根本无法进班上课。作为班主任的我，万分焦急，办法用尽，正准备最后一招——砸锁。这时，一个平时不起眼的小男孩犹豫再三，战战兢兢的走到我跟前，小声说：“老师，我能把锁打开。”情急之下，别无他法，只有默许他施展绝技。只见他找了把旧钥匙，三下五除二，打开了紧闭的大门，大家蜂涌而进，上课依旧。

　　其二例：去年有两则消息常见诸报端，春天时，工商部门披露，市场上出现了一种人造鸡蛋，其大小、形状、甚至打开后里面的样式、口感，都和普通的鸡蛋一样，非专业人士且水准很高者很难辨别。这件事还没有下文，到了夏天，市场上又在销售一种人造豆腐，不用一颗黄豆，生产出来的豆腐畅销各地，也许你我餐桌上吃的就是这种用化工原料，生产出来的人造豆腐。

　　现在可以回答开头的问题了，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吗？不，中国人根本不少创造力。从孩子到成年人，都很聪明，尽管第二例有点讽刺的色彩，可说真的，即使化学家诺贝尔再生，也要由衷的敬佩中国人的创造力了。

　　可一个铁的事实又折磨着中国人的神经，据统计近四百年来世界重大的科技发明，无一出自中国人之手，诺贝尔奖自创立以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获得一项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方面的奖项。似乎在这些方面，国人的创造力一下子消失殆尽。连科学泰斗钱学森临终之前，都上书国家总理，控告中国几十年来教育的失败。钱老的话没有人想到去思考，也没有人敢不信，好像人们一下子找到中国人与诺贝尔奖绝缘的原因了，是教育一步步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力，是学校和老师把原先富有创造力的学生变成了没有创造力的”平凡人”。今天我要站起来大声疾呼，不要把罪过都强加到老师的头上，他们是有责任，可他们柔弱的肩膀承担不起这么沉重的负担，他们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其他的种种角色，学校、主管部门、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其实都在伸出一把把无形的黑手，共同扼杀着中国孩子的创造力。

　　下面笔者从4个方面来加以解说：

　　一、对分数的追求扼杀了孩子的创造思维

　　毫不夸张的说，现在中国社会是个考试的时代，全社会对考试、对分数的痴迷到了一种疯狂的程度。学校要分数，老师重分数，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可仅仅老师吗，家长要不要分数？可以说没有多少家长不把孩子成绩看的比命还重要，他们到校开家长会时，第一就是看孩子考了多少分，好老师坏老师的标准，也就是这个老师所教班的成绩在学校排多少位。社会不要分数？从每年高考时各部门的紧张状态就可看出，从媒体对高考的狂轰烂炸就能看出，从各地对高考、中考状元的炒作追捧就可看出。升学率一下子成了一个地方进步的标志，成了一个地方发展的标志，甚至成了一个地方政绩的衡量指标。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学校怎能不把分数看成重中之重，否则怎么向家长交代，向社会交代，向上级领导交代，又怎生存发展？政府向教育局施压要成绩，教育局向校长要成绩，校长向老师要成绩，学校制定种种规章制度，把分数和名次挂钩，与工资福利挂钩，与老师职称挂钩，与评优升职挂钩。老师就只有辛苦自己和学生了，不问学生要还问谁要？考考考成了教师的法宝了，分分分就成了学生的命根了。学生只有沉浸在书本之中，作业之中。无休止的课程，大量的、重复的、机械的练习就成了学生唯一的生活。在这样生活中长大的孩子，创造力和创造思维必然被一步步磨尽，没有了创造性思维，让他们去做创造性的工作，怎能不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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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好孩子的标准扼杀了孩子们的创造激情

　　当老师的都有一个普遍的心理，喜欢成绩好的和老实听话的学生。因此老实听话也就成了老师心中好学生的重要标准。他们也以这样的标准来塑造自己的学生。符合这个标准的就喜欢、就关心、就表扬、就给奖状、就坐好位子、就做班干部小组长。不符合这个标准的孩子就是调皮学生，是坏学生，问题学生，就处处找错，时时看守，只有批评，不喜欢、不关心、坐最差的位置，永远没有奖励，永远被管制被压制，长期在这种好学生价值观中耳濡目染的学生，长期被压制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唯唯诺诺。他们哪敢质疑，哪敢提反对之声，敢有叛逆之举？前例帮我开锁的小男孩提心吊胆也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不仅学生如此，看看周围，哪行哪业，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哪个领导喜欢不听话的人，喜欢叛逆的下级，允许有反对声音的存在。老师这样对待学生，那么老师自己在单位敢不老实，敢不听话？除非你缺小鞋穿了，工人敢叛逆？公司员工敢叛逆？除非你和自己饭碗过不去了。部门人员敢不老实听话，单位职工敢不老实听话？下级敢在上级面前不强装老实听话，除非你和自己的前途命运过不去了。这样老实听话就成了全社会好人的共同标准。“外方内圆”成了中国人处世的准则，哪怕你内心再有自己的想法，有再深的城府，在领导面前，老板面前，上级面前也要做出老实厚道的样子来了。否则你就不在是大家心目中的好人了，你就很难再这个社会立足了，更别提做出一番作为来。

　　国人做过一个统计，国家领导人大多清华大学毕业生，同样地位的北大却很少，姑且不论清华学子不去做科研，不去发展自己的专业这个问题。但考究两校毕业生在官场近况差别的原因，笔者想起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来。清华学生大多理科，外表少言木讷，显得憨厚老实，做事有条理，这样的人才怎能不让领导喜欢和放心。北大偏重文科，文科学生思想激进，做事冒进，再加上北大传统思想的影响，北大毕业生肯定表现不出人们心目中老好人的样子来。这样的毕业生怎能让领导喜欢，又何来自己事业的蓬勃发展呢？

　　学生争做好学生，全社会争做老好人，有什么危害？最大危害莫过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做事谨慎，做人小心，失去了创造的激情。殊不知，所有的创造都从质疑中来，从反对中来，从叛逆中长生，从否认前辈否认权威中产生。伽利略没有反对的勇气和决心，亚里斯多德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理论也许还要统治下去。请问什么重大的理论的发现和提出，不是在颠覆前人的前提下产生的？没有了创造性的思想，就没有创造性的思维，没有了创造的热情就没有了创造的举动，就永远失去了人类固有的创造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师眼中的好孩子标准，社会眼里好人的标准，领导眼里的好下级标准其实是扼杀中国孩子、中国人创造力的无形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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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安全重于泰山”扼杀了孩子创造的空间

　　陶行知先生一生兴办教育，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办学的宗旨是，教学与生活相结合，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在他创办的育才学校，学生中间成立许多社团，或务工，或种菜，食堂由学生全权管理，学生学习音乐、绘画，经常出外演出，为抗战宣传，为学校募捐。学生们大量在校外从事社会实践活动，也因此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才。试问在现今，有哪个老师能把孩子带到校外，有哪个学校领导、哪个主管部门能同意老师把学生带到社会。其实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自己就10年没有带过学生春游了，一句“安全重于一切，责任大于泰山”的口号就会让所有老师望而却步。学生们只能龟缩在教室里，向书本要分数了，也因此造就了无数的四只眼、豆芽菜、眼高手低者、高分低能者了。也许有人说不是有好多的兴趣班吗？大家仔细看看，除了家长自主送去的外，学校内成立的所谓兴趣班，兴趣小组等，哪一样不是带着功利的目的，哪一样能和当年的育才学校社团相比？到这里，笔者要慨叹陶先生办学的眼界、胆识，也慨叹现如今，学校办学的自主权竟然还不如70年前，带着镣铐跳舞成了今天教育界共同的无奈。还要概叹今天的孩子竟然还没有70年前的孩子轻松快乐。社会实践的缺失严重禁锢了孩子们自由创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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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社会功利思想让创造力难觅踪迹

　　商品经济社会是个处处追求效益的社会，不论学校还是社会人都难以置身世外了，对物质财富的疯狂追求已经让社会价值观丧失，人们可以不择手段，怎么快发财怎么做，怎么简洁怎么做人们已经不愿意踏踏实实做事了，不愿意坐下来搞发明创造了。开方房产，投机倒把，买口卖空，制假贩假成了人们发家致富的捷径。开头披露的人造鸡蛋、人造豆腐，还有让国人心惊胆战的苏丹红事件、假奶粉事件，无一不是这个功利社会的副产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谁还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财力去做基础性的研究，哪个企业还愿意去致力于发明创造？

　　个人的功利思想，企业的功利思维，整个社会的功利思想不可避免的传染到了中国的高等学府，科研部门，大家都以创收为目的，其他也为经济发展服务，假学历，假博士泛滥，论文抄袭成灾，据统计，2010年中国大学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一，可被引用的数量恐怕少之又少其中大部分论文不是原创，缺少质量，没有质量谁来引用？不潜心研究何来质量，在这样的社会谁去研究？有钱就是大爷了，就是成功人士了，功名利禄随之不请自来了。可以这样说，社会价值观的沦丧是我们这个社会失去创造力的最大的罪魁祸首。

　　整个国家对创造的轻视，对原创的忽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看看满市场卖的假光碟，假软件，就难怪人家批评我们不重视知识产权了，看看我们路上跑的一望无际的汽车长龙，有几辆是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的，看看我们家家用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哪个不是合资产品？看看我们天上的飞机，有多少国产，只有战斗机是国产，可大多是仿造，是不是对专利保护一个极大的讽刺，据说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就是在外国的一个模型上造出来的，当然这与国情有关，也可以说是先阶段的一种国家战略，不过这种战略实施过久，就是国家对国民的误导，仿造比自主制造快多了。国家不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让全社会失去原创的动力，使整个国家失去创造力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孩子本来不缺少创造力，是他们成长的过程中，一双双无形的黑手扼杀了或正在扼杀着他们的创造力；中国人也不缺少创造力，是社会这个大环境让创造失去了生长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学校、老师不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无端的成为千夫所指。他们只是社会的一分子，只是处在最底层的操作者、执行人。社会是个大机器，老师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零件；社会是个巨人，老师只是这个巨人身上的一个器官，或者一根汗毛；社会是棵大树，老师充其量只能是其中的一片绿叶。他们权力有限，能量有限，因此职责有限，承担的责任也有限。不要把老师当成扼杀中国孩子创造力的刽子手，即使古代刑场上的刽子手，他们也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真正该恨的是站在刽子手后面的那些人。怎样培养中国孩子的创造力，怎样保护中国人的创造力，是值得我们深深思考得一个庞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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