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父教缺位的国家，以至于有小孩子质问‘要个爸爸有啥用’。这实质上是家庭教育的隐患。”孙云晓认为，中国的家庭教育正由传统的“严父慈母”向“严母慈父”转变，更多的家庭是父亲不管不问，母亲一手包办。很多男人忙于工作，认为挣钱养家是自己最大的功劳。孙云晓举了个例子，有一次在外讲完课打出租车回家，司机问他做什么职业，他说自己是研究儿童教育的。司机笑言：“一个大男人，研究什么儿童呀？那还不是女人的事儿？”
孙云晓正色道，“这种观点值得警惕，对于父亲来讲，挣钱不是惟一，也不是最重要的。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父爱与母爱同样不可或缺。”他解释说，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爱有其特殊的价值。一般来说，由父亲带大或参与带大的孩子独立性比较强。父爱可以为男孩子找到性别认同的榜样，父亲果断、坚毅的气质会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如果父爱缺失，孩子则往往表现得比较柔弱、独立性差。
研究发现，这种差异源于父母育儿风格不同。从婴儿时起，母亲抱孩子就抱得比较紧，百般呵护，生怕孩子摔着碰着；而父亲则放得开一些，甚至会抡起来、扛在肩膀上，这样孩子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也有更多经历危险与锻炼的机会。父亲的粗放与母亲的细腻对于孩子来讲都是不可缺少的。
在孙云晓看来，《千里走单骑》就揭示了父教缺位导致的家庭悲剧。高仓健饰演的高田先生与儿子误会多年，在儿子病重之际只能从儿子录制的节目中去间接地了解他的内心诉求。之后，这个日本父亲决定只身千里去云南寻访儿子在中国的经历，在他心里，这是与儿子沟通的最后希望。不幸的是，在寻访的过程中儿子已经过世。
孙云晓说，父教缺位导致的家庭悲剧是难以愈合的。电影中，父爱的扭曲、断裂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健一、儿媳，也伤害了高田自己。健一的性格发生变异，不能与人交往，孤独一人，不能说与家庭教育没有关系。而对于儿媳来讲，一方面要承担妻子的责任，另一方面还要做丈夫与公公之间对话的桥梁。由于两个男人的对立，她的“一家人一起吃顿饭”这样小小的愿望都成了遥不可及的奢侈。
电影中另一对父子关系是杨杨和他父亲李加民。在孙云晓看来，李加民是个失职的父亲，既然生了杨杨，他就是杨杨法律上的父亲，就应该承担起抚养的职责，以及经济、精神上的支撑。而现实是，他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另一个村的村委会成了杨杨的监护人。
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高田先生一再询问杨杨是否愿意见他从未见过的父亲，村委会和主任等人纷纷表示“小孩子懂个屁”，“大人让他见他就得见”。然而，在高田先生的一再恳请之下，和主任才问了杨杨的意见，结果是果然不想见。高田先生毅然放弃此愿，尊重了杨杨的选择。
对此，孙云晓这样解读，杨杨当时的表现是对亲情的不信任。从小缺少父爱的他，不能接受突然冒出来的爸爸。父爱是在天长日久的相处中建立起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小孩子，宁愿吃千家饭也不愿去见自己的父亲，这正是父教缺位造成伤害的反映。高田先生的一再坚持也有他的理由，父子深刻的教训让他知道必须尊重和理解孩子。
健一逝世的当晚，高田先生怀里抱着杨杨度过寒夜。“这个环节也预示着父爱的复活、复苏。”孙云晓进一步说，高田在得到杨杨亲情的时候也在失去健一，在失去健一的同时又得到了健一的谅解。对于杨杨而言，他在高田的身影之下建立起对于父亲的完整想像。而对于健一而言，他口述的一封信“到云南去是父亲给他最好的礼物”，也使一切矛盾都得以化解，父爱得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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