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万邦丘壑
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希腊之花
吾读斯巴达史，怪其以不满千里之地，不盈万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绝大之名誉于历史上，至今二千余岁，论政体者必举之，论教育者必举之。
斯巴达之教育，一干涉严酷之军人教育也。婴儿之生，必由官验其体格，不及格者扑灭之。生及七岁，即使入幼年军队，教以体育，跣足裸体，恶衣菲食，以养成其任受劳苦、凌犯寒暑、忍耐饥渴之习惯。饮食教诲，皆国家专司其事。成年结婚而后，亦不许私处家中，日则会食于公堂，夜则共寝于营幕。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其母之送子从军也，命之曰：“祝汝负椐而归，否则以楣负汝而归。”举国之男女老少，莫不轻死好胜，习以成性，故其从征赴敌如习体操，如赴宴会，冒死喋血，曾不知有畏怯退缩之一事。(一干，全，皆。椐，音jū，手杖。楣，檐板。)
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举国民族，寥寥不及万人，乃能内制数十万之异族，外挫十余万之波军，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也。
斯巴达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达重阶级，雅典重平等;斯巴达善保守，雅典善改进;斯巴达右武，雅典右文;斯巴达贵刻苦，雅典贵乐利。
斯巴达骤强，而雅典渐进也;斯巴达之建国专赖一豪杰之力，而雅典之建国则由民族全体运动力使然也。
古代之文明极盛于希腊，希腊之文学荟萃于雅典，雅典之学术集成于亚里士多德一身。
希腊者，欧罗巴之母也，政治出于是，学术出于是，文学出于是，技艺出于是，乃至言语风俗有形无形之事物，无一不出于是。虽谓无希腊则无欧罗巴，非过言也。
今日世界上诸有名誉之国，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庄严也。
卢梭卢梭其道东
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卢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如参桂之药，投之病热者则增其剧，而投之体虚者则正起其衰也。
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
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来，无“自由”二字，而历代鼎革之惨祸，亦岂下于法国哉!然则祸天下者，全在其人，而不能以归罪于所托之名。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
十九世纪之母何在也?弟子以为法国革命即其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欧洲近世医国之国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是方也，当前世纪及今世纪之上半，施之于欧洲全洲而效;当明治六七年至十五六年之间，施之于日本而效。今先生于欧洲与日本既已功成而身退矣，精灵未沫，吾道其东，大旗觥觥，大鼓冬冬，大潮汹汹，大风蓬蓬，卷土挟浪，飞沙走石，杂以闪电，趋以万马，尚其来东。呜呼!《民约论》，尚其来东!东方大陆，文明之母，神灵之宫;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沫同末，止也)
法人自受苦难，以易全欧国民之安荣，法人诚可怜亦可敬也。
泰西何以雄强
英国为宪政发达最久最完之国，流血最少，而收效最多，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八三二年之议院改革案。
独不见德意志乎?十九世纪之中叶，日耳曼民族分国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仑之蹂躏。既不胜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创举国皆兵之法。国民岁及二十，悉隶兵籍，是以举国之人，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俾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日讨国人而训之，?涤其涣漫?靡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今皇继起，以雄武之英姿，力扩其民族帝国之主义，其视学之敕语曰：“务当训练一国之少年，使其资格可以辅朕雄飞于世界。”故其国民勇健奋发，而德意志遂为世界唯一之武国。彼德新造之邦，至今仅三十年，顾乃能摧奥仆法，伟然雄视于欧洲也。(?同铲。?，音niè，疲倦貌。顾，却。)
英国宪法，以侵犯君主者为大逆不道;法国宪法，以谋立君主者为大逆不道;美国宪法，乃至以妄立贵爵名号者为大逆不道。
泰西诸国并立，大小以数十计，狡焉思启，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则灭亡随之矣，故广设学校，奖励学会，惧人才不足，而国无与立也;振兴工艺，保护商业，惧利源为人所夺，而国以穷蹙也;将必知学，兵必识字，日夜训练，如临大敌，船械新制，争相驾尚，惧兵力稍弱，一败而不可振也。自余庶政，罔不如是，日相比较，日相磨砺,俗语，故其人之才智，常乐于相师，而其国之盛强，常足以相敌，盖舍是不能图存也。而所谓独立之国者，目未见大敌，侈然自尊，谓莫已若，又欺其民之驯弱而凌辱之，虑其民之才智而束缚之，积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犹以敝痈当千钧之弩，故印度、突厥之覆辙，不绝于天壤也。(侈然，自大貌。)
泰西治国之道，富强之原，非振古如兹也，盖自百年以来焉耳。举官新制，起于嘉庆十七年;民兵之制，起于嘉庆十七年;工艺会所，起于道光四年;农学会，起于道光二十八年;国家拨款以兴学校，起于道光十三年;报纸免税之议，起于道光十六年;邮政售票，起于道光十七年;轻减刑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汽机之制，起于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轮船，起于嘉庆十二年;铁路起于道光十年;电线起于道光十七年，自余一切保国之经、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间。
盖自法皇拿破仑倡祸以后，欧洲忽生动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旧俗，则视今日之中国无以远过。惟其幡然而变，不百年间，乃勃然而兴矣。然则吾所谓新法者，皆非西人所故有，而实为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与改而施之东方，其情形不殊，盖无疑矣，况蒸蒸然起于东土者，尚明有因变致强之日本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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