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１４ 岁以后, 我即形成自己的人生思想, 胸中自有一个价值标准, 时时用以评判一切人和一切事．这就是凡事看他于人于社会有没有好处及好处之大小．假使于群于己都没有好处, 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反之, 若于群于己都有顶大好处, 便是天下第一等之事．以此衡量一切并解释一切, 似乎无往而不通．若一时对一事思之不通, 千难万阻, 也要辗转求得解答, 以自圆其说．一旦豁然开朗, 有所获得, 便不禁手舞足蹈, 顾盼自喜．此时西洋之｀功利主义＇、｀最大多数幸福主义＇、｀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等等我虽尚无所谓, 但思想算是不期而遇, 恰与西洋这些功利派思想相近．
这思想, 显然是受我父亲的启发．先父虽读儒书, 服膺孔孟, 实际上其思想和为人乃有极像墨家之处．他认为中国之贫弱全为念书人专务虚文, 与事实隔得太远之所致．因此, 平素最看不起作诗词、作文章的人, 而以｀务实＇二字为讨论任何问题之一贯主张．务实之｀实＇, 自然不免要以｀实用＇、｀实利＇为其主要涵义．而专讲实用、实利之结果, 当然流归到墨家思想．不论大事小事, 这种思想在他一言一动之间到对外流露贯彻, 大大影响到我, 是不待言的．
无论是在人生问题或中国问题上, 我当时都有充分的自学资料．我拥有梁任公先生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的６ 巨册和他编的《新小说》 (月刊) 全年一巨册 (以上约共五六百万言) , 这都是从日本传递进来的．还有其他从日本传递进来或在上海出版的书报甚多．此为１９０７ 年左右之事．稍后 (１９１０ 年) 更有立宪派之《国风报》 (半月刊或月刊, 在日本刊印) , 革命派上海之《民立报》 (日报) 都能按期收阅．——这些都是当时内地一个普通中学生难以具有的丰富资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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