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语言学家就提出了著名的“语言与社会共变”理论，指出语言对社会有依附性，即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因社会的变化而变化。1977到1980年间我国集中出现的流行语“拨乱反正”、“党纪国法”、“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就如实反映了那一时期的社会特征。流行语依存于社会，最大可能地表达着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地体现普通民众的心理感受和诉求。比如“山寨”一词，最初源于香港，专指一些不正规的产品，是“不正宗”、“不正统”的意思，最先进入公众视线的是“山寨手机”，之后出现了“山寨建筑”、“山寨春晚”等系列衍生品，人们也渐渐把“山寨”等同于“盗版”和“侵权”。但对“山寨”的解读不限于此，有人解释“山寨”是一种向奢侈品的妥协，是追慕虚荣的表现形式，有人认为“山寨”闪耀着草根阶层的智慧，由此衍生出的“山寨现象”、“山寨文化”甚至成了颇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命题。正是因为人们立足点不同，对同一流行语的解读产生了分歧，甚至理解截然相反，这大大增加了这些词语的意义张力，使流行语更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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