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原文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韩愈《师说》注释
、学者:求学的人。
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
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
4、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6、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7、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8、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用做动词。
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0、是故:因此,所以。
、无:无论、不分。
2、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3、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4、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
5、犹且:尚且。
6、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7、下:不如,名作动。
8、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9、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20、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2、惑矣:(真是)糊涂啊!
22、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23、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
24、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25、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26、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27、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28、百工:各种手艺。
29、相师:拜别人为师。
30、族:类。
3、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32、年相若:年岁相近。
33、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34、复:恢复。
35、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36、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37、乃:竟,竟然。
38、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39、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40、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4、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42、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43、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44、之徒:这类。
45、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
46、不必:不一定。
47、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48、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
49、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50、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5、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52、贻:赠送,赠予。
韩愈《师说》翻译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还是比我晚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一方面不通晓句读,另一方面不能解决疑惑,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韩愈《师说》赏析
《师说》是韩愈的作品,这是一首论说文,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他的学生李蟠的。《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韩愈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师道之不传也久矣”中的“师”有其独特含义,它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而是指社会上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议论文,有着卓越的见解和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本篇议论文中,作者运用流利畅达的笔触,通过反复论辩,申明了为师的性质与作用,论述了从师的重要意义与正确原则,批评了当时普遍存在的不重师道的不良习俗。此文是为李蟠而作,实际上是借此抨击那些自恃门第高贵、不肯从师学习甚至讥笑别人从师的士大夫阶层,有着鲜明的针砭时弊的作用。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做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并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文章体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推动了乐于从师善于学习的社会风气。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十分发达,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学。在唐代,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仍有沿袭。贵族子弟都入弘文馆、崇文馆和国子学。他们无论学业如何,都可以为官。因此,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普遍存在着尊“家法”而鄙师的心理。由此可见,韩愈作《师说》并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可以把《师说》看作是韩愈提倡“古文”的一个庄严宣言。六朝以来,骈文盛行,写文章不重视思想内容,讲求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尽管也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很高的作品,却导致了文学创作中浮靡之风的泛滥。这种风气,直到中唐仍流行不衰。在唐代,韩愈不是第一个提倡“古文”的人,却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无论在文学理论还是在创作实践上,都有力地促成了“古文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主张“文以载道”,并且培养了大批有志于古文创作的年轻人。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的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
再看,“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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