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李商隐《咏史》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
运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
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
注释：
⑴“历览”二句：《韩非子·十过》：“昔者戎王使由余聘于秦，穆公问之曰：‘愿闻古之明主得国失国何常以?’由余对曰：‘臣尝得闻之矣：常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历览，遍览，逐一地看。奢，享受。
⑵“何须”句：琥珀，松柏树脂之化石，有淡黄、褐、红褐诸种颜色，透明，质优者可作饰物。以琥珀作枕称琥珀枕。与下句“真珠车”皆借以喻唐文宗父兄穆宗、敬宗之奢侈。“何须”，与下文“岂得”言文宗勤俭不奢。
⑶“岂得”句：真珠车，以真珠照乘之车。真珠，即珍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梁王自夸有十枚径寸之珠，枚可照车前后各十二乘。”
⑷运去：指唐朝国运衰微。青海马：龙马，以喻贤臣。《隋书·吐谷浑传》：“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聪马。”按亦称青海龙孙。
⑸蜀山蛇：据《蜀王本纪》载：秦献美女于蜀王，蜀王遣五丁力士迎之。还至梓潼，见一大蛇人山穴中，五丁共引之，山崩，五丁皆化为石。刘向《灾异封事》：“去佞则如拔山。”此以喻宦官佞臣。
⑹预：与，意指听到。南薰曲：即《南风》。相传舜曾弹五弦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大治。其词曰：“南风之燕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⑺苍梧：即湖南省宁远县九嶷山，传为舜埋葬之地。这里借指唐文宗所葬的章陵。翠华：以翠羽为饰之族，皇帝仪仗。舜逝于苍梧之野，故云“哭”，此以舜比文宗。司马相如《上林赋》：“建翠华之旗，树灵笼之鼓。”李善注：“翠华，以翠羽为葆也。”
译文
纵览历史，凡是贤明的国家，成功源于勤俭，衰败起于奢华。
为什么非要琥珀才能作枕头，为什么那镶有珍珠才是好坐车？
想要远行，却没遇见千里马，力单势孤，难以拔动蜀山猛蛇。
有几人曾听过舜帝的南风歌？只有在苍梧对翠华盖哭泣份儿。
赏析
《咏史》是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诗的首联回顾以往的朝代，勤俭能使国家昌盛而奢侈腐败会使国家灭亡，提出了一切政权成败的关键。颔联提出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颈联推进一步，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是国运和国力，这是此诗的主旨。尾联是对唐文宗的哀悼，抒发了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
《咏史》这首诗写在“甘露之变”以后，诗人感叹唐文宗个人虽然力崇俭朴不用珍宝，却使国家走向失败，原因在于没有使用足以担当军国大事的英才，国运已去。文宗信赖的郑注、李训没有才能，不可信赖，反而坏事，那时的宦官，掌握禁军，盘据朝廷，像蜀山之蛇，难以拔除。这两句诗就是说的这件事——可惜时运已经逝去，千里马何处才能遇上？力量已经用尽，蜀山之蛇怎能铲除！“运去”、“力穷”，字字千钧，表示诗人对国运已去的痛心和忧虑。用典精当，语意悲痛，余韵悠长。
诗的首联，是从总结历朝历代统治经验出发，得出成功大都由于勤俭，破败大都因为奢侈的经验教训。开头两句好像是抽象的议论，不像诗。实际上它不是在发议论，是说：像文宗那样勤俭，应该使国家兴盛的，怎么反而破败呢？这里充满着惋惜和同情，是抒情而不是议论。这样通过表面上的议论来抒情的写法是很特别的。
颔联是对这一结论的具体印证。这种议论，有道理但并不全面，因为勤俭只是治国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但不是惟一的经验；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自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然而，事实上，非但没有因此能使已成定局的唐王朝的颓败之势有所好转，反而越搞越糟。这中间的道理，或者说最本质的原因，当然是诗人所无法理解的，所以，他只好以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这一反常现象，归之于运命。
颈联推进一步，但也可以说是转折，认为比勤俭更为重要的，其实是国运和国力，一旦运去，就是虞舜那样的贤君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遗恨终生。这才是这首诗的主旨。诗人虽然说不清“运”究竟是什么，但他确实感到仅靠勤俭（包括皇帝个人的其他努力），不足以挽救一个时代的衰颓之势，而且在他看来，唐朝的国运似乎已去，难以挽回了。这种认识不免模糊含混，却是敏感的、深刻的，不但可以说明唐代，还能用于观照许多末代帝王。很多注家的思路则是一定要为此诗找一个咏叹对象，找的结果是唐文宗李昂。李昂节俭，史有明文；李昂清除宦官的失败，也载于史册。他可算自身勤俭而无力挽救国势的典型。继续引申，则“青海马”是喻贤才，“蜀山蛇”是喻宦官，也表现出来了，而尾联就成了对文宗的哀悼。
尾联承上而下，由理而情，由情造境，进而转换为纯然的抒怀了。文宗好诗，夏日念柳公权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称为“辞清意足，不可多得”。张采田《会笺》称文宗“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霓裳羽衣曲》。义山开成二年登第，恩赐诗题《霓裳羽衣曲》。故结语假事寓悲，沉痛异常”。几人曾经听过文宗所颁布的雅乐，参预过文宗赐题的考试，“终古”哀悼文宗在太监扼制下恨郁死去。这里，所表现的诗人对于文宗治国的悲剧，不是讥讽、挖苦，而是感慨、叹息，诗人所抒发的正是对国家命运关注的深情。奢侈是使国家破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不是惟一的原因，一个王朝的兴衰，有其更复杂、更本质的原因所在。
俭成奢败本是历代兴衰的常规，但文宗在位期间，作风勤俭，政治上也多次作过重振朝纲的努力，却一事无成，最终在“受制于家奴”的哀叹声中死去。面对这种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诗人已隐约感觉到“运去”、“力穷”，唐王朝崩颓之势已成，即使出现一两位明君贤臣，也难以挽回了。文宗在位时，商隐对于他的?弱，颇多讥评；而于其身后，则又加以哀惋。无论讥评还是哀惋，均出自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正由于这种深切的关注，国运难以逆挽的崩颓之势，成为诗人心头难以解脱的宿命般的悲凉。如果说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发展成熟，就个体来说是性格、遭遇使然；那么就时代因素来说，实是对衰飒大环境的呼吸领会。“运逢末世”，就是促成李商隐感伤诗风的内外两层背景，身世之感与末世情怀交相促发激荡，将诗人内心的感伤越酿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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