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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进行保守治疗。

周恩来 资料图

本文摘自：《法制晚报》年10月22日34版，作者：周尔鎏，原题为：《我的七爸周恩来》，系节选。

他生前曾说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少活了十年”

七爸不幸逝世，举世悲恸，送别葬礼空前壮观，震撼中外。我在悲痛之余，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生前说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少活了十年。”此话确实毫不夸张。

多年后，七妈同我谈话时讲述了七爸去世的真正原因。其一是“文革”期间，众多的重要干部包括国家副总理在内，相继落马，被罢免职务，遭受迫害，处理国家政务的担子主要落在总理身上，长期过度身心疲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其二，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成立了一个治疗组，王洪文为治疗组长，治疗组的意见是暂时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相，进行保守治疗。

七爸病情恶化后，医护人员坚持上报，建议及时手术。此时，七爸也知道了病情状况，亲自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手术治疗。但那时手术为时已晚，手术后发现癌症已经扩散转移。据许多医疗专家相告，膀胱是一个像口袋似的器官，在癌症没有扩散前及时摘除膀胱的话，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挂上一个尿瓶，生活虽有所不便，不致有生命之忧。

七爸在最后病重进入手术室之前，以微弱的力量在“关于伍豪事件的声明”上签下名字，以留存后世，澄清史实；并当众作最后的呼喊：“我不是投降派！”这不仅是个人的悲愤抗议，更是一位革命家坚持原则和正义的最后呐喊。

敬爱的周总理不幸辞世，亿万民众深切悲痛，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四人帮”对此难以容忍，进行了无情的压制甚至残酷镇压。我当时和王章丽潜往天安门，参与群众自发纪念与抗议活动，却不料所在单位别有用心的个别人居然暗地跟踪，并立即向造反派头目汇报。若不是迅速粉碎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我们同许多革命群众必将同样遭遇“灭顶之灾”。

幸而平地响起一阵春雷，同年10月，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上下万众欢腾，人们齐心协力充满信心地走向欣欣向荣的未来。记得现任外交部某领导骑着自行车到我朋友家找到我，转告耿飚部长要我立即赶赴天安门观礼台。耿飚部长当即向我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的指示：我将作为七爸亲属的唯一代表被邀请到天安门前的观礼台上，参加百万首都人民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转瞬之间，胜利的喜悦帮助我战胜了几乎所有的疾痛。此前我并不知情，更未有所申请。因此可见，当年的第一代领导人并未将族人亲疏关系作为选择代表的唯一标准，而是以长期的实际表现为重。

几天以后，同仁医院的院长告诉我：“看来青光眼不治而愈。”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mingren/9556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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