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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吕乐相比，在七十年代尾，曾任警队政治部及毒品调查科的侦缉探长刘振斯，名气及职级上与吕乐有很大距离，但从时间上来看，他是香港最后一个华探长，自此以后便取消了该职位。

虽然是最后一个，但刘振斯回港成功反击廉署，并令廉署撤销指控却是华探中第一人。刘振斯说：“逃亡台湾这么多年，我特地挑选1997年7月1日回港，成班华探，连吕乐都劝我不要这么做，不过他又希望我成功甩掉罪名，还好最后结果没有令他失望。” 廉政公署在1997年12月最终因证据不足，不再对他提出检控。

刘振斯1981年6月被廉署调查而避走台湾，警队也撤销其华探长一职，故他常认为是廉署配合港英政府的政治手段来整治华探长，并想除之而后快。他说：“我由始至终未怕过廉署，他们好多人都是由政治部调过去，我熟悉他们的手法。”

例如刘振斯自称并不怕廉署的盘问手法，他说，“他们非常时兴突然间大力拍桌大声喝你，等你心理脆弱时不小心就露出破绽。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等三个人（盘问员）无防范时就大力踢吓他，话就话踩，其实是自己想壮胆不输气势。”

回首六、七十年代，可算香港乌烟瘴气的年代，贪污问题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十分严重，如救护人员在接送病人往医院前，向病人索取茶钱，消防员开水喉救火要收开喉费，病人要打赏医院的亚婶，才可取得开水或便盆。就是连轮候公屋，申请入学或各种公共服务，也要贿赂有关官员。而贪污风气在警队中更为严重。受贿的警务人员更包庇黄、赌、毒等各种非法罪行，社会治安、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市民虽饱受贪污的祸害，却敢怒而不敢言。

刘振斯直言：“如果可以重来，我宁愿学人家从商，不要因为逃跑而搞的老婆都要离婚，台湾搞地产又搞到一无所有……”刘到台湾后，辗转回到深圳发展，因开采石矿供应大亚湾核电厂建筑所需而发迹起来，虽然石矿场已关闭，但他在深圳仍拥有别墅物业、电动马达厂和卡拉OK等。

刘振斯说：“ 当时我们一批伙记到油麻地果栏调查白粉档，同时间原来老廉又有伙记到场拍摄那个白粉档的派片情况，其后老廉就想利用该录影带，拘捕我们过百名警队伙记 。” 据他所说 ，就是这百几名警员挑起其他警员向廉署发难。

1977年爆发警廉冲突。图为一名休班警员与当时的廉署副执行处处长夏烈在拉扯。

上世纪60、70年代香港警队贪污猖獗，由总警司到一般「环头」的「四大探长」均是有组织地收受利益，而且金额不菲。港督麦理浩果断成立廉政公署，严打贪污，但由于此举对警队影响甚大，终惹来警员「反弹」，爆发警廉冲突。

早在廉署成立以前，警队内部的反贪污部已知悉葛柏的贪污罪行，律政司也根据《防近贿赂条例》要求葛柏交代收入来源，可是聪明的葛柏早已申请退休，并利用高级警务人员之便潜逃海外。事件曝光后，惹来市民极大回响，纷纷上街抗议「反贪污、捉葛柏」。当时，港督麦理浩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及检讨反贪工作。

百里渠后来发表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结果廉政公署在197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直属港督，调查除港督外任何人的贪污行为，其首要工作是扫除警队贪污陋习，先后引渡葛柏归案，拘捕多名高级警员及通缉「四大探长」。

事实上，当时警队贪污情况相当严重，廉署多番狙击警队，终惹来震撼性「反弹」。前华探长刘振斯表示，事缘1977年一批警员到油麻地果栏调查白粉贩卖情况，同一时间廉署又派员拍摄白粉档「派片」过程，事后廉署以该录影带在10月拘捕九龙3个分区 100多名警务人员。月底，逾11,000名警员联名签署请愿信，向当时警务处处长施礼荣表达对廉署的怨愤。28日，2000多名警员齐集警察总部，另有 40名警员到廉署执行处总部声讨，其间打伤廉署职员5人，又破坏部分入口设施。最后，港督麦理浩在11月5日颁布特赦，对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罪行的投诉，不再受理，才平息警廉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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