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想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一、出身贫寒，凭真才实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首领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
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人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烂的状况恰成反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涧、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三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
二、思想开通，存心排满，多次保护革命党人
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3年，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黎元洪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
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云、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这些事并非是倾向革命，而是担心大兴党狱反酿巨变，一旦震动朝廷，自己落下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但也说明他与满清朝廷离心离德，有一定的排满思想。湖北新军中当时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黎元洪并不责怪，表示剪与不剪悉听尊便，早被革命党人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
他没有兴大狱、广株连，客观上保护了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力量。1911年4月，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湖北的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当时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并非起义成功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筹划已久的既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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