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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时，中国遭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也由此开启了学术大繁荣的局面。这时，两千年来一直居正统地位的儒学成了中华文化专制、落后的替罪羊，被批判被攻击，而一直被冷落的先秦诸子则被发掘出来，被宣扬被倡导，而在这种宣扬和倡导之中，则承载了知识人对新社会新文化的期待。

“五四”新人胡适（1891-1962）于1919年2月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胡适这一著作，是用现代西方学术规范研究中国本土故有学问的开山之作，引起当时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按照现在的分类，当时的学术思潮有三大倾向，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胡适是作为自由主义者，全盘西化论者，来研究中国传统学问的代表人物。

钱穆论先秦学术

本文介绍的是钱穆的诸子学研究，而钱穆正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钱氏不仅是学问家，也是思想家，是对儒学抱有特别情感的学者。具体到先秦学术，钱穆将其分为两流、五派、三期。这一认识在1926年所著、1931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已经成型，在1935年出版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完善定型，此后终身不改。

所谓两流，是指钱氏以贵族与平民思想的对立这一线索来理解先秦学术演化，即儒、墨各成一大流派。“先秦学派，不出两流：其倾向于贵族化者曰儒，其倾向于平民化者曰墨。儒者偏重政治，墨者偏重民生。法家主庆赏刑罚，源于儒；道家言反朴无治，源于墨。故一主礼，一非礼。一主仕进，一主隐退。一尚文学，一主劳作。此当时学术界分时之所在也。”（《国学概论》）

所谓五派，是指战国中期诸子分五派，系钱氏根据他们对于仕的态度而分的。所谓三期，是指诸子学说在阶段上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是孔子和墨子的时期。此期仍然是贵族文化的争论，是贵族阶级的生活如何正当的问题。第二期是陈仲、许行、孟子和庄子时期，讨论的是士或知识者，也即平民阶级对于贵族阶级所持的态度问题。第三期是老子、荀子和韩非的时期。是士阶级的大整合时期，出现了反游仕反文学的思想。三期分别对应“礼”、“仕”、“治”三大问题。钱氏还提出，先秦各家相通，转相师承，递相授受。也就是说，各家的关系并不是壁垒森严，有对立无融合的，而是互有师承，互相转化。

这是钱穆对先秦诸子的整体观。将胡适的诸子学与钱穆的诸子学放在一起比较，颇有意思。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二者的分析方法、关注角度，甚至情感态度很不一样，但却同样地精彩。作为读者，比照阅读之后，除了对研究对象的各侧面增进了解外，也不禁抚卷三思。

《先秦诸子系年》

治学讲大局，通贯全体

钱穆在一篇《谈诗》的文章中曾经说到诗的写法：“这首诗是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句。这一句先定了，你才想到这一字该怎样下。并不能一字一字积成句，一句一句积成诗。实是先有了诗才有句，先有了句才有字。应该是这首诗先有了，而且是一首非写不可的诗，那么这首诗才是你心中之所欲言。有了所欲言的，然后才有所谓言之工不工。”

钱氏所说的写诗之法，诗人们未必赞同。但这可以看作钱氏治学之法的夫子自道。即，面对研究对象，钱氏总是先有一个大的构架性的把握，然后分出类型，划出发展阶段，最后才进入细部研究。他从不拘泥于细节，而是让细节为整体服务。这也正是钱氏一再标举的治学方法：“非通群经，不足以通一经。非通诸史，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不足以通一家。”的确，钱氏著作总是显示出一种时空大架构，气度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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