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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眼中的三国英雄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名人故事 来源: 记忆方法网
,   1929年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共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之后,为了进一步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毛泽东说:“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

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毛泽东一到井冈山,立即带领部队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号召人民组织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在井冈山那段非常艰苦的岁月里,书刊是很稀缺的,毛泽东读书的嗜好是很难满足的。因此,一次打土豪的时候,毛泽东就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有一位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有了!昨天共产了。”1938 年5月3日,毛泽东对“抗大”三期二大队作的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时,还津津乐道地给人们讲了这段趣事。在这次讲话大约五个月之后,在1938 年10 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还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将领开玩笑说:“中国有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是毛泽东非常推崇的。1945年4月24日,在中共七大的讲话中,毛泽东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干部不要怕群众,不要脱离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的问题时,毛泽东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52页).而对于对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毛泽东的看法是:也不是“全人”,“总是有缺陷的”。1957年11月18日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毛泽东说:“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触景生情,书写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他解释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又讲到煮酒论英雄一节.说: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章。”(《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对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曾有一段评说:“《三国演义》是小说,《三国志》是史书,二者不可等同视之。若说生动形象,当然要推演义;若论真实性,就是更接近历史真实,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不如陈寿的《三国志》罗!”为了说明演义和真实历史的差别,毛泽东还特意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比如,旧戏里诸葛亮是须生,而周瑜是小生,显然诸葛亮比周瑜年纪大。这可能是来源于演义,而在《三国志》上记载周瑜死时37岁,那时诸葛亮才30岁,即比周瑜小7岁。”(陶鲁笳:《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载《党史文汇》1993年第9期).毛泽东爱读《三国演义》,也很爱读《三国志》。笔者认为,在毛泽东晚年的读书生活中,这不同体裁、不同类别的两部书,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实际上把它当作一部书来读了。从历史的角度来读“演义”,这是毛泽东晚年读古典小说的一大特点。《三国志》和《三国演义》,毛泽东晚年都读过多遍。这里,特向读者介绍一点笔者所知道的有关情况。

  大约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离开中南海到外地去,总要带上一大批他爱看的或者是他常读的图书,《三国志》、《汉书》、《后汉书》、《史记》等二十四史大字线装本是必带的书籍之一。1958年11月到武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六中全会时,就带了《三国志》等一大批图书.会议期间,他在读《三国志·张鲁传》时还写了两段长长的批注。陶鲁笳在《忆毛泽东同志教我们读书》一文中说,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即1958 年11月20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和他本人,到毛泽东在武汉东湖畔的住所开了一次座谈会,专门座谈陈寿的《三国志》。35年之后,陶鲁笳回忆这次座谈会时还很有感触地说:“原来我们都以为主席要座谈的是预定在明天,即11月21日开始的中央工作会议和相继召开六中全会的问题。谁也没有料到,当主席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在客厅坐定之后,一开头他却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在这次座谈会上,毛泽东很有兴致地谈了他自己对《三国志》、《三国演义》和曹操等历史人物的看法。
  毛泽东国际问题秘书林克写过这样一段回忆:1957年春季,毛泽东到天津、济南、徐州、南京、上海等地视察。3月20日下午,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触景生情,书写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这首词。写完后,围绕这首词的内容,毛泽东又讲了许多。在说到“生子当如孙仲谋”这一句时,他解释是借引曹操的言语。接着,毛泽东又讲到煮酒论英雄一节.说: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说到这里,毛泽东继而发挥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秘书工作》1993 年第11期第26 页)上面说到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话,是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这句名言,毛泽东一直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直到晚年,他在练习书法时,还时常很有兴致地一次又一次地书写。李锐也回忆说:“1959年7月初刚上庐山时,毛泽东心情舒畅,在同周小舟和笔者几个人谈话,谈到‘大跃进’高指标时,由于他的‘发号施令’,要‘三大元帅挂帅’,而引起经济形势的紊乱,他也不便于随意指责‘元帅’,搞乱了局面。于是引了《三国演义》中蒋干过江的故事,那么‘元帅’会感慨得很:‘曹营的事难办得很哪!’引得我们都大笑起来,他本人也大笑起来。会议后期批彭德怀,他又用彭德怀比张飞:‘有张飞之粗而无其细’。可见毛泽东对《三国演义》的熟悉,时常信手拈来,皆成章。”(《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第27页)

1958年9月,毛泽东去大江南北视察,张治中应邀陪同前往。途中,毛泽东正在火车上阅读《三国志》,张治中和罗瑞卿进来,在谈话间,毛泽东说:“吕蒙是行伍出身,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学苦读,以后成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人民政协报》1987 年1 月6 日,余湛邦文。)关于读《吕蒙传》,毛泽东还向罗瑞卿推荐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回到北京后罗瑞卿自己先很用心地读了《吕蒙传》,他还请人将其译成白话文,供公安部门各级干部学习,以此来激励大家学习文化的热情。

  据逄先知的记载,60年代,毛泽东先后两次要读《三国志》。一次是1960年4月20日,这次,逄先知送给主席的是标点本《三国志》。一次是1964年10月13日主席要读《三国志》,逄先知送给主席的除上次送的那部标点本《三国志》外,还有卢弼撰的《三国志集解》.这部《三国志集解》,线装本、字也比较大,毛泽东非常喜爱,后来一直把它放在他的书房里,读了又读,上面还写了许多的批语。有两处批语,至今还深深地留在笔者的记忆中。裴松之在《魏书·武帝纪》一段注释中,引用了曹操于建安15 年(公元210 年)12 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主要内容是叙述他自己辗转征战的经历及当时许多的心理活动,表明它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帝以自立的意思。他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等三县,以消除时人对他的误会。卢弼对此除作了一些考证、订谬外,对曹操还提出了许多的指责。曹操在令中写道,自己没有背叛汉室之意,他死后,妻妾无论嫁到哪里,都希望要为他说明这一心迹。卢弼对此指责说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又写道,自己不能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卢弼对此指责这是“皆欺人语也”,并说陈寿撰写的《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还写道,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擒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卢弼认为曹操的这些话是“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并在注中又列举了曹操打过的败仗。以上的这段文字,特别是卢弼的注,毛泽东看的很仔细,差不多都作了圈点。卢弼对曹操的看法和评价,毛泽东很不赞成,他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在读了卢弼的这段注后,毛泽东在书的天头上写了这样的一段颇有感慨的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据扫叶山房石印本《李太白全集》,“弥”应为“祢”)衡。 ”此为近之。“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的诗句,引自李白的《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时代人,史籍说此人狂傲而有才气。曹操对这个人的才能不仅没有引以重视,而且还污辱了他,因此被祢衡大骂。祢衡后被黄祖所杀。鹦鹉洲据说是祢衡曾在此作赋的地方。李白的这首诗,对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是肯定的,同时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大概是因为李白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比较符合历史实际,也比较符合毛泽东本人的看法,所以毛泽东在此特引了李白的这句诗。

   毛泽东在读《魏书·刘表传》时还写了两条有关曹操的批注。

  《魏书·刘表传》裴松之的注中,有一段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刘姓家族据兵谋反,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到此注,对“皆斩之”的作法是不赞成的,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粗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下了这样一条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毛泽东的这条批语,既表明了他对刘表作法的蔑视,又表明了他对曹操“不杀降”和爱才的称赞。

  在《魏书·刘表传》中,卢弼也有一段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攻张怿平之”,有“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祭祀天地,自立为帝。毛泽东读了这段注释又在天头上写了一条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又一次称赞曹操。

  毛泽东晚年读《三国志集解》写了不少的批注,许多的篇章他都圈划得密密麻麻。从中我们足以看出,他老人家晚年对《三国志》这部大作是很为喜爱的。

  据笔者的记载,1973年,毛泽东还先后两次向笔者要过《三国演义》,一次是3月9日,一次是5月26日。这两次送给他的《三国演义》,都是从中国书店新购买来的。我们还看到,毛泽东晚年游泳池畔的书房里,除存放着多种平装版本的《三国演义》外,还一直放有两种线装木刻大字本的《三国演义》。一种是上海涵芬楼(商务印书馆专贮珍贵图书的藏书楼名。该馆从清光绪末年即搜集南北藏书家散出的孤本秘籍多种,曾选取部分古书,编印为《涵芬楼秘笈等》)版,全名叫《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部书是50年代陈秉忱从中国书店给毛泽东购买来的。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2月影印出版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两种《三国志通俗演义》,每部都是24个分册,因为字都比较大,毛泽东很喜爱。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还常在书房里很有兴趣地翻阅这两部不同版本的《三国演义》。1975年8月中旬,大概是在给他做白内障摘除手术之前,他还在游泳池畔的书房里与陪读的北京大学芦荻侃侃而谈《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等中国古典小说。李锐说:“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教条主义者曾经攻击毛的军事路线,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过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这种攻击,当然是毫无根据的,但它从反面告诉我们:毛泽东在十年内战时期,《三国演义》就已经读得很熟了。对于这一点,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他67寿辰时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的谈话中,在谈到“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问题时,还颇有感触地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他说:“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路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批评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后来的几十年里,直到生命垂危的最后几年,他还很有兴趣地与身边工作人员谈《三国演义》。据笔者所知,毛泽东读《三国演义》,如同读《红楼梦》、《水浒》等古典小说一样,很善于从不同的视角去阅读,从不同的视角去理解,从不同的视角去思考,从不同的视角去说明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阅读《三国演义》的特点,也是他阅读《三国演义》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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