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睚眦必报的他打官司追版税，与教育部斗争索薪，提出“经济权最要紧”的概念

维权行为多半涉及到钱的问题，比如近日沸沸扬扬发生的东航“返回门”事件，现代史上，第一个提出经济权问题的人是鲁迅。

鲁迅一生有过三次主要的维权举动，两次涉及到钱。从索薪到版税官司，有人讥讽他太计较。但在他看来，维权背后蕴含着他对经济权问题的认识——“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显得最要紧了”。

八校教师辞职索薪

鲁迅索薪的时候，他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鲁迅在教育部做佥事前后达14年。这十几年也是北京政府统治频繁更换时期，内阁先后存在45届，而1920年到1921年就有5届。

本已军阀混战，内阁走马灯似的更换更是带来政局的不稳定，内外斗争激烈，中央财权偏又旁落他人，政府寒酸之极。发展到后来，只能靠借钱发各部职员的工资。

早先，蔡元培向政府部员争取到“专门教育经费”，可到了1917年，军费开支猛增，教育经费大量被挪用。到五四运动前后，教育经费与财政支出仅为1%，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和教师工资也由此开始。

1921年3月，北洋政府拖欠教师工资达3个月。教师没有收入，迫于生计，终日惶惶；学生学习没有一切用器，学校几至关闭的境地，也终日惶惶。无奈之下，北京八高校学生们先是罢课，教书匠们接着发表停职宣言、上书府院。混乱而穷迫的政府面对此种情形，大抵只能采取逃避或耍赖的手法来敷衍过去。

但是，八高校教书匠不是敷衍可以了事的。八高校教书匠全体辞职。也许，徐世昌政府并没有料到教书匠们索薪的决心，反而继续削减教育经费。八高校校长愤怒了，一起辞职，北京各中学也加入到八校罢课运动中，政府被迫接受了八高校的条件。

5月份，内阁换了天下，勒云鹏当上了总理。勒一上台就不履行先前内阁应发和补发教育经费的承诺，终于引发了索薪运动的一次高潮。

6月3日，李大钊等教授们发出《全体辞职请愿书》和《敬告国人书》，并随数百名学生前往中南海新华门求见总理靳云鹏。上将军靳总理居然怕书生，始终不敢露面，请愿者与卫兵发生冲突，被卫兵殴伤多人。

事后勒内阁虽没以思想钳制和行政惩处为武器来收拾书生们，却不耻为原告，起诉教职员代表。勒总理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教书匠们会反向检察厅提出控告，起诉总理与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长，还捎带上了国家的警察总监，告他们“破坏教育 ”。检察厅居然真就受理了。结果，政府理亏，托人调解，并派专人向教育界慰问，为受伤者报销医疗费，并筹款200万元设教育准备金，但政府欠薪并未到此结束。

与教育部的斗争

经由徐寿堂推荐，1912年鲁迅到教育部做佥事。1919年，北洋政府不仅欠教师薪水，教育部员的薪水都难维持了。

薪水拖欠日久，鲁迅的生活愈加艰难。鲁迅自称是“破落户”，自父亲生病至去世后，他开始明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也负起了一大家子生计的重担。鲁迅上有母亲，中间还有两个弟弟，甚至后来弟弟的日本妻子家人的生活也靠着他，远远近近加起来一二十口人。所以，鲁迅对钱很重视，他在《娜拉走后怎样》里写道：“钱——经济是最要紧的。”

他对钱也很傲视。他说，不能让金钱把自由卖掉。教育部欠薪后，鲁迅最初并未在意，但后来经济状况紧张起来，1 921年4月，鲁迅的日记里首次出现借款，他还不得不同时在四五所高校和两所中学兼职。

10月，经济窘迫的他第一次参加索薪。12月16日，教育部欠薪达到半年，鲁迅与15名科长、主任联名呈文中华民国政府，此时，他才公开参与“索薪”抗争。鲁迅的索薪斗争持续到1926年他离开教育部。

做教育部佥事的薪水在当时来说，较其他职业还是比较丰厚的。然而，鲁迅还是首选自由，冒着自知被免职的风险支持女师大学潮。

1924年10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因反对推行妇化教育的杨荫榆任校长，发生女师大学潮，鲁迅、钱玄同等支持学潮，鲁迅还任维持会总务主任,组织学生对抗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常生气，于1925年8月14日发表免去鲁迅在教育部职务呈文，“本部佥事周树人……结合党徒，附合女生，倡设校务维持会，充任委员。似此违法抗令，殊属不合，应请明令免去本职，以示惩戒”。

鲁迅做事如他写文一样犀利。免职之后，他亲自草拟诉讼状，控告教育部和教育总长章士钊，并继续代表女师大往北京大学与各校代表会合，同赴国务院索薪。

1926年1月26日，政府当局被迫基本妥协。也是同一天，教育部发布对鲁迅的“复职令”，他控告章士钊一案初步获胜。7月21日，鲁迅继续发表《记“发薪”》，公开控诉北洋军阀政府积欠他应得薪水两年半共9240银元。

与北新的版税之争

文化研究者陈明远认为，鲁迅和北新书局的版税之争，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一场典型的著作权案例。鲁迅维护自己的著作权，也为后代“爬格子”(自由撰稿人)的同行们树立了一个范例。

鲁迅到上海后，完成了向“爬格子”的转变，经济来源主要靠着稿费、版税和编辑费。

鲁迅的书一直交由北新书局出版，《呐喊》、《中国小说史略》、《彷徨》、《华盖集》等等都出自北新书局。即使他到了全国出版业中心的上海，仍然把书交给北新书局出版。

北新书局的创始人是鲁迅的北大学生李晓峰。鲁迅与李晓峰的关系很亲密，两人经常见面或通信。鲁迅和周作人、林语堂一起经营《语丝》时，李晓峰负责《语丝》的发行兼管理印刷。1925年，在鲁迅、孙伏园等的帮助下，李晓峰在北京创办了北新书店，出版鲁迅及新文学的书籍，包括《语丝》、《奔流》等刊物。

鲁迅对李晓峰自是信任，每次收下李晓峰送来的版税、编辑费，并不核对实际应有的数目。但是，鲁迅1928年与许广平到上海后，不再兼任教职，专事写作，许广平也专职家务，鲁迅有了大量的写作时间，交给北新书局的著作增加到9部。

照此推算，鲁迅的版税和编辑费应有很大增加，而鲁迅收到来自北新书局的稿费、编辑费却仍不及全年的三分之一。

郁达夫《回忆鲁迅》里记下了北新书局克扣版税历史，“北新对著作者，平时总只含混地说，每月致送几百元版税，到了三节，便开一清单来报帐的。但一则他的每月致送的款项，老要拖欠，再则所报之帐，往往不十分清爽”。

后来，北新对鲁迅及其他的著作人，简直连月款也不提，节帐也不算了。鲁迅遂一项项核对，找人证实，发现北新书局克扣了他大量版税，数额达2万多银元，北新书局实际支付他的版税只有几千银元。之后，鲁迅请律师杨铿和北新书局提起了版税诉讼。

北新书局看到鲁迅要提起诉讼，开始着急了，便四处请人向鲁迅讲情，请他不要提起诉讼。李晓峰的鲁迅学生和多年朋友身份，想必应令他倍感惭愧。李晓峰承认北新书局确实欠了鲁迅大量版税。鲁迅不再提起诉讼，他们在庭外和解。

律师杨铿，证人章川岛、郁达夫的参与，让这场官司顺利解决，北新书局在10个月内结清了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

时人骂鲁迅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但是版税官司解决之后，鲁迅仍然对北新书局给予信任，继续把自己许多著作的出版发行委托给李晓峰负责，如《两地书》、《鲁迅杂感选集》、《三闲集》、《伪自由书》等。由此看来，那样的评价对鲁迅是不公的。

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读鲁迅书的人当中，也总有点忌讳谈到这场官司，心里多少觉得鲁迅有点“过分”：太计较钱了。现在的学者，更是一次次讥刺鲁迅。郁达夫是过来人，他理解“靠版税在上海维持生活的鲁迅，一时当然也破除了情面” 。而今看来，鲁迅争取版税的做法再正常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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