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精神病时好时坏，清醒的时候也知道煮点东西吃。一旦发作起来，小国钧便吓得只好逃到街上去。7岁的小国钧已经懂得了生活的艰辛，他也学着邻居的样子，用一条白布带扎在短褂上，贩点水果、酒酿在街头叫卖，挣一点钱帮助母亲。母亲不忍心让这么小的孩子就背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邻居的资助下，把小国钧送进了私塾。可是一年没读完，小国钧就因为饥饿不得不丢开了书本。
1900年，14岁的小国钧被送到县城一家酿酒的糟坊去当学徒，他实在忍受不了那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环境，终于逃回家中。按照当时的规矩，学徒3年，是不允许半途中断的。糟坊主人追到他家中要人，吓得他躲在舅母家不敢出门。还是邻居赵大叔同情他的处境，推荐他到常州奔牛镇上的刘吉升京货店当学徒，并且借10块银元给他做路费，刘国钧才得以开始新的生活。
奔牛镇地处沪宁铁路线上，南临太湖，北靠长江，中贯运河，交通便利，商业也就相当发达。刘国钧一心想好好学习做生意的本领，将来能多挣点钱养活父母，可是这家京货店因为经营不善，第二年就倒闭了。幸亏老板没有忘记勤劳能干的刘国钧，特意将他介绍到元泰京货店去当学徒。刘国钧起早贪黑地为老板干活，也学到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转眼间3年过去了，刘国钧学徒满师，老板正式录用他做店员。刘国钧能凭自己的双手挣钱了！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攒起10块银元，买了一份礼物，回到家乡去感谢赵大叔的恩情。然后，他便将在外乡做佣人的母亲接回家，对父亲说：“现在我能够挣钱养家了。”邻居们都羡慕地夸奖他：“国钧真是个孝子啊！”
刘国钧20岁那年，和同乡鞠秀成了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刘国钧的志气也更大了，他决心自己开一家京货店。经过这几年的磨炼，他已经逐渐掌握了京货店的经营诀窍，与常州等地的批发商也有了较深的交往；他善于观察和揣摩顾客的心理，进的货总能很快销出去……这都证明他完全有独立开店的能力。但是，开店得有一大笔本钱才行，从哪里去找这样一大笔钱呢？
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攒这笔钱。
当时还是清朝，男人也流着一根长辫子。刘国钧注意到，江南人总喜欢用五彩的辩须扎辫子，他灵机一动，便买了丝线回家，让母亲和妻子编织成扎辫子的须带，由他带到奔牛镇去卖。这项生意本小利大，一年下来，刘国钧净赚200银元。与此同时，他替元泰京货店到常州等地进货，批发商们为了拉生意，私下答应按进货金额付给刘国钧一定比例的回扣，一年下来也有200银元。他与朋友们在一起搭了个银会，他中奖又得了200银元。刘国钧就像母鸡孵小鸡一样，硬是一点一滴地积攒起了600银元。
1909年，雄心勃勃的刘国钧与一姓华的同乡合伙开了一家和丰京货店。他看准了当时染色布的利润大，就设了一个土染坊，从外地买进白坯布，自己加工染成青布和黑布出售。由于品种多、花色全，生意越做越大。在全镇7家京货店中，和丰京货店后来居上，成了最大的一家。可是那个华老板，却迷上了鸦片和赌博，为了还赌债，他硬要把自己那份股金让给刘国钧。这样一来，两个老板成了一个老板，生意做得更加顺手。刘国钧于脆把父母和妻子都接到奔牛镇，生活上方便了，生意上也多了帮手。
转眼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南京一带炮火连天，常州局势也很不稳定。奔牛镇上人心惶惶，许多店铺关起门不敢再做生意。刘国钧的父母也提心吊胆，问儿子要不要停业。刘国钧仔细盘算着：几年来好不容易挣起的这一点家业，万一毁于炮火，当然很可惜；但眼前的情况，战争毕竟还没有打到奔牛镇，这时候谁敢冒风险，谁就可能赚大钱！
他决心冒一回险。他和家里人将500块银元埋在地下作为后路，然后照常开店营业。一时间全镇的生意，都集中到了“和丰”一家店里。到了冬天，常州的批发商害怕战乱，也将部分存货寄存到刘国钧的店里。同样因为怕打仗，不少农民纷纷把子女的婚嫁日期提前了，可是到处买不到做嫁妆的衣料，最后都找到刘国钧的店里来。“和丰”的布匹销售一空，刘国钧又去劝说常州的批发商，要他们将存货折价卖给“和丰”。批发商要现钱，买布的农民只有稻子，刘国钧只得以“和丰”店作抵押，先把货弄到手，待卖掉稻子再还钱。当时秋收刚过，粮贱银贵，一担稻子只能卖到一两半银子；可到了第二年春天，粮价涨到每担三两银子！刘国钧顺利地卖掉了稻子，还掉了货款，还从中赚到了巨大的差价。到年底一算，“和丰”店的净利高达5000银元！刘国钧又买下了一家倒闭的京货店，改名为同李京货店。到1914年，赤手空拳进奔牛镇的刘国钧，已经拥有两家京货店，成了一方闻名的富户了。
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西方帝国主义顾不上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一个发展的机会。江浙一带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中心。原本就从事布匹印染的刘国钧，看准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毅然弃商从工，请结义兄弟蒋盘发邀集常州工商界人士，集资9万银元，组成大纶纺织公司，由蒋盘发担任经理，刘国钧任协理。办事稳重的刘国钧，虽然手中有资本3万银元，但只投资了1万，留下了万一失败的退路。
1916年，大纶纺织厂开工投产了。新办的工厂，技术力量薄弱，碰到难题就无法解决。刘国钧决定亲自到上海去，设法学习一些新技术回来。可是，上海的纺织厂虽多，却都十分保守，根本不允许别人进厂学习。上下班的工人，都穿着厂里统一的“号衣”。刘国钧急中生智，找到了英国商人开的怡和纱厂的一个工人，坦率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要借他的号衣用。那个工人同刘国钧谈得很投机，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刘国钧就穿上号衣，代替那个工人进厂上班。他一边同别的工人一样操作，一边偷学技术，一双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没过几天，这个勤劳好学的工人就引起了英国职员的注意。两个英国职员叫住刘国钧，一查问，发现他不是本厂工人，便要把他抓走。幸亏周围的中国工人帮忙，刘国钧才能趁乱翻墙逃走。然而那个借号衣给刘国钧的工人，却被英国商人打得遍体鳞伤。刘国钧知道后，立即为受伤的工人联系医院，并承担了全部医药费。这位工人伤好后，基于爱国热情，就主动邀集另一位技术工人，利用星期天赶到常州，帮助大纶厂解决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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