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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袁世凯一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重要阶段：驻军朝鲜，出任清廷驻朝全权代表，个人才华得到了一定的展示，引起了朝野的广泛关注；小站练兵，成为威震一方被维新派看重的新建陆军统帅；投靠慈禧太后，出卖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党人，借此获取晋身之资，一跃而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再授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罢官回籍后东山再起，先后出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直至帝制自为、黄袍加身，自己将自己逼上众叛亲离的绝路。

袁世凯人生的每一重要阶段，都有着一些呈螺旋状循环上升的类似经历与曲线轨迹：凭借勤奋努力，利用时势机缘，一点一点地往上爬；当爬到一定的高度时，突然悬空一脚掉下；然后进入另一新的阶段，继续步步攀升；再次掉落，等待时机再次攀爬……他就这样不懈地坚持着，一直爬到不能再向上爬的巅峰。而不懂适可而止的他朝前又是一脚，结果堕入万劫不复的地狱与深渊，背上无法洗清的千古罪名。

一

若论念书学习，袁世凯天资平平。他生就的性格，好动不好静，于舞枪玩棒、骑马驰骋、习拳弄武格外醉心，而一提读书，他就头疼不已。因此，他两次参加科考，两次落第，也就不足为怪了。袁世凯不喜念书，不等于他无视功名。其实，他的自尊心极强，一心想着出人头地。他早年的几首诗中，都透着一股建功立业、志向远大的非凡气度。比如《雨花台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落第后的袁世凯到上海谋事，也混得不甚如意。1881年5月的一天，袁世凯在其嗣父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的帮助下，离开上海，前往山东吴长庆帐下投笔从戎，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迈出了跻身仕途的第一步。

事实证明，袁世凯虽不喜读书，但对实务却极具天赋，办事效率极高，常能于棼丝中抽出主线，抓住实质，使得不少难题迎刃而解。袁世凯这一优点与特长深得吴长庆的好感与信任，不久便委任他为庆军营务处帮办（相当于今日军训处作战参谋之职）。

个人的追求喜好、天赋才干一旦找到合适的土壤，也就意味着向成功迈进了一大步。袁世凯于正途之外脱颖而出，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爬。

1882年7月，朝鲜爆发了士兵起义、贫民响应的“壬午兵变”。为帮助朝鲜平定内乱并防范日本，清廷令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淮军六营在七日之内赶赴朝鲜。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成立前敌营务处，袁世凯负责军需物资供应及勘定行军路线。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世凯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数人率先在朝鲜登陆，在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及营务料理等方面，办得有条不紊。吴长庆率部抵达朝鲜南洋港，令某营为先锋次日登陆，该营管带以士兵连日劳累、不习航海、多数晕船为由请求稍缓。吴长庆大怒，立撤其职，令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在两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所有登陆准备，干练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

袁世凯虽然科举不中，但长期的应考诵读，也打下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就使得他不同于过去的八旗、绿营旧式军人。他胆量极大，但又不是那种一昧蛮干的莽夫，称得上有勇有谋。无论是从戎治军，还是后来的从政治国，他一直惯用的手法，便是软硬兼施：一手拿刀子，一手拿票子。拿刀子就是杀人，袁世凯杀起人来从不心慈手软，朝鲜是其最初的“练刀”之地。清军刚入朝鲜时，军纪败坏，常入民宅骚扰，影响极坏。袁世凯对此予以严惩，当即斩首七人，撤办数人，一时名声大振，就连投身军中的吴长庆本家亲故，也无不畏服。此后，袁世凯更是以杀人不眨眼立威扬名于世。而一手拿票子，就是不惜重金收买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极强，哪怕是一面之交，数十年后仍能准确地说出对方的姓名与籍贯，这也为他广泛结交、笼络他人带来了不少好处。更多时候，袁世凯则是两手齐出，恩威并施，控制他人，为其所用。

1882年8月28日凌晨，清军应朝鲜国王李熙之请，出兵镇压“壬午兵变”。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了几十名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了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于是，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大大地赞扬了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年仅23岁的袁世凯就这样以“平叛英雄”的姿态，先后进入了李鸿章及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视野。李鸿章以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荐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清廷准奏，袁世凯一下子跃升为朝廷五品官员，后又吉星高照，接替回国的吴长庆，奉命总理营务处，兼会办朝鲜防务，统带庆字营。

袁世凯久居军营，用心揣摩，渐渐地就有了一些个人练兵、带兵的心得。他主动为朝鲜编练亲军，不到一年，就“成效大著”，“其技艺娴熟，步伐整齐，堪称劲旅”，不仅博得朝鲜君臣赞赏，连西洋官员也颇为称道。

1884年，朝鲜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指使下发动“甲申政变”，挟持国王李熙，杀害大臣，组建新政府。袁世凯闻讯，不待清廷指示，当机立断，冒着生命危险率军攻打王宫。支持政变的日军开始反击，经过一番激战，袁世凯终于救出朝鲜国王，一举粉碎了甲申政变与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

甲申政变平定后，得势的袁世凯开始整日趾高气扬、居功自傲，很快就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方方面面的谴责、反对与攻击。陷入窘境的他不得不托辞母病，请假回国。

不久，清廷欲将软禁在保定的朝鲜大院君李应释放归国，试图加以利用。经李鸿章保奏，清廷拟让袁世凯护送，委任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返回朝鲜，袁世凯阻止俄朝结盟，禁止朝鲜谋取独立活动，维护华商及清廷在朝利益，在巩固、强化中朝宗藩关系方面可谓尽心尽力。但是，他锋芒太露，一点都不讲究艺术策略，不仅没有吸取上次教训，反而更变本加厉，摆出一副监国大员、太上皇的架势，遇事直入王宫，态度傲慢，颐指气使，咄咄逼人，结果伤害了朝鲜君臣的自尊心，激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一方面要求清廷派员替换，一方面加速背离清廷。与此同时，袁世凯对朝鲜内政外交的过分控制，因阻碍了西方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染指，也招来他们的一致忌恨。

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本利用朝鲜君臣急欲脱离清朝的心理，趁机大举进攻。袁世凯多次恳请日本大使谈判的和平努力受挫，只有求助李鸿章派兵增援。李鸿章对敌强我弱的中日实力了如指掌，不想骤然开战，一心指望俄、英等国出面调停，也就未派援兵。日军布列朝鲜要津，以重兵包围袁世凯使署，并扬言要派兵将他押送出境。孤立无援的袁世凯在无奈之际只好给李鸿章连连拍发电报，托病请辞回国。

二

袁世凯落魄逃归，在天津散居了一段时间。当然，他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利与失败，已尝到权力滋味与甜头的他，于表面上无所事事，实际上却以其特殊而敏锐的政治嗅觉，正紧张地观察分析着时局的发展与走向。

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很快就见成效，在袁世凯靠山的联合保奏与举荐下，光绪帝下旨，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大臣。

1895年12月16日，袁世凯奉旨前往距天津60余里、离北京300里许，素有京津南大门之称的小站，接管定武军，督练新建陆军。

袁世凯的人生，也因此而进入了第二个重要阶段。

清军由八旗、绿营，经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就总体而言，清军之编练，并未达到真正近代化的程度，特别是中日两军对垒，清军简直可以称得上不堪一击、一触即溃、一溃千里。袁世凯投笔从戎置身庆字营，已深刻认识到淮军之不足，因此，他在编练朝鲜亲军时，除用淮军勇营的操练法之外，又采用了英美装备与德式操练法。而小站练兵，他更是全盘更新：聘请了十多名德国、日本、美国军事教官；武器装备由德国进口，清一色的曼利夏步枪、马枪、手枪和格鲁森速射炮，此外包括电台、手表、帐篷、雨衣、雨帽、毯子等，全部都是洋货；他成立新建陆军督练处，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以及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军医局、教习处等，订立各种章程，完善军队的组织制度；建制更是以德国和日本的近代化军队为准，分为步、炮、马、工程、辎重等五个兵种。

新建陆军（简称新军）以过去的4750名定武军为基础，后又在河南、山东、皖北、苏北、奉天等地招募了2250人，共计7000人。新军不像湘军、淮军那样是由私自招募组成，但袁世凯从曾国藩、李鸿章身上吸取养料，决心将其打造成一支替他效忠的“袁家军”。为此，袁世凯任命军官，多用自己亲信；还有一部分则为陆军大臣荫昌与李鸿章推荐的军事骨干，他便通过拜把兄弟、收义子门生等方式，建立起紧密牢靠的宗法式关系，让他们成为他的心腹死党。为让官兵效忠，新军各营都供奉有袁世凯的长生禄位牌，每日上操、下操集合之时，将领都要大声问道：“咱们吃谁的饭？”所有士兵异口同声地回答：“吃袁宫保（袁世凯曾被宫廷封为太子少保，简称‘宫保’）的饭！”再问：“咱们穿谁的衣？”再答：“穿袁宫保的衣！”又问：“咱们为谁出力？”又答：“替袁宫保出力！”

如果说袁世凯发迹于朝鲜，那么他真正起家，便是由小站练兵。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谁握有军权，谁就能够左右政局，主宰全国。历经十多年摸爬滚打，早已深谙官场之道的袁世凯自然十分看重这支即将崛起的新军，几乎将所有心血付诸其中。他每天都要身穿军服，足蹬马靴，腰扎皮带，斜挂佩刀，白天观操，夜晚巡营。且军令如山，法纪严明，一旦发现违法乱纪者，严惩不贷。有一天晚上巡营时，他发现一名士兵偷偷吸食鸦片，当即抽出佩刀将其斩杀。另外，袁世凯深知淮军克扣士兵饷银的陋习，为防止新军出现类似舞弊现象，每每饷银发放之时，他总是亲自监督，保证让每一分饷银如实发放到普通士兵手中，这也博得了士兵们对他的特殊好感。为让官兵效忠于己，打起仗来勇往直前，袁世凯不仅经常训话，还像曾国藩那样编了一首《劝兵歌》，让新军士兵扯开嗓门唱个不休：“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朝廷出利借国债，不惜重饷来养兵。一兵吃穿百十两，六品官俸一般同。如再不为国出力，天地神鬼必不容。自古将相多行伍，休把当兵自看轻。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二要打仗真奋勇，命该不死自然生。你若常记此等话，必然就把头目升。如果全然不经意，轻打重杀不容情。”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将古今中外练兵之法熔为一炉，袁世凯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将操兵、练军、治军之术简直发挥到了极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层次。于是，他编练的这支新建陆军，仿佛横空出世，很快就成为一支国内最具战斗力的近代化军队。

袁世凯练军成功，同时也使得小站新军成为创练新军的模范样板，全国各地再度添练新军，必从小站抽调军事骨干担任教官。正是从他编练的新军中，走出了四个民国总统（袁世凯、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六个民国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唐绍仪、张怀芝、靳云鹏），34个督军。这不能不说是袁世凯的功劳，也是他创造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近代奇迹。

三

小站新军是袁世凯的看家资本与起家基础，他能继续前行，一步步迈向权力的顶峰，自然得益于这支一手创建起来的新军。然而，新军在给他带来权力与荣耀的同时，也带来了危机与危险。袁世凯的最后失败与覆灭，也源自这支新军。

早在练军之初，袁世凯就被监察御史胡景桂参了一本，说他“徒尚虚文、浪费国帑、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一般而言，只要被监察御史参奏，一旦查出什么纰漏，就会小命难保；哪怕没有什么问题，也会惹出一身臊，最轻也得撤职。幸而奉旨查办的荣禄在观看编练只有三个月的新军洋操表演之后，对其焕然一新的军纪军容大为赞赏，“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啸气象”。据有关资料记载，最令荣禄称奇的是，袁世凯居然能把军队练得像家养的鸽子一般，放收自如，一声呼哨，曲尽其妙。因此，他不仅以“查无实据，毋庸置疑”复奏，还将袁世凯着实褒扬了一番，说他“血性耐劳，勇于任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一桩坏事就此变成了好事，袁世凯“扭亏为赢”，不降反升，虽仍专管练兵事宜，但已加官为直隶按察使。

小站练军初成，一时间令各方瞩目。

维新变法期间，袁世凯因其手中拥有的资本与实力，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当缺乏实力的维新派感到变法有异、即将遭到慈禧太后的残酷扼杀之时，他们的目光，不禁落在了身居小站、手拥兵权的袁世凯身上。加之袁世凯一度倾向维新，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捐过5000两银子，还提出过一套自己的改革变法方案，于是，康有为等人认为：“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他们想利用这支雄居海内首位的新建陆军进攻京城，保护光绪皇帝，以保证变法能持续长久地进行下去。在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建议下，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夸他兵练得好，将他提拔为候补侍郎，许以“专折具奏”之权，告诉他以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

稍具政治头脑的人都能看出光绪的这种频繁召见背后所隐藏的真实含义，这自然引起了慈禧、荣禄的警觉。为防止袁世凯被维新派所用，狡猾的荣禄制造英俄两国在海参崴开战的谣言，趁机调动军队驻扎长辛店与天津陈家沟，切断新军由小站进入北京的必由之路。

一方倚重利用，一方早有防范，袁世凯就这样被置于“帝党”与“后党”两派势力并不对等的夹缝之中。

眼看光绪不保，戊戌变法即将失败，维新派领袖无计可施，只有将最后的赌注押在袁世凯身上。康有为道：“往袁处明言之，成败在此一举。”于是，就有了见诸各种史书的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要求他举兵诛杀荣禄、囚杀慈禧、发动军事政变的记载。

袁世凯在谭嗣同的一再追问下被迫表态，因慈禧与光绪有前往天津阅兵的计划，他流露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气概，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前提是“若皇上在仆营”，并表示马上返回天津加紧部署。

袁世凯虽未进入权力中枢，但对宫廷之争多少也有所耳闻，凭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深知帝、后两党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且摊牌在即，他似乎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道。光绪虽为皇帝，可实权却握于慈禧之手，军权尽归荣禄。就荣禄当时掌控的军队而言，北洋其他各军四五万，淮、湘各军70多营，京城旗兵数万。而袁世凯的小站新军虽为一支劲旅，但只有区区7000人，能出动的最多有6000人，怎么也不可能在后党警觉防范的情况下贸然攻入北京。因此，他答应维新派，趁慈禧与光绪阅兵之际，在自己的地盘上收拾荣禄与慈禧。这看似托词，实则切实可行，也说明了袁世凯能够审时度势，不好虚放空言。但问题的关键是，还未到阅兵那一天，慈禧就发动了宫廷政变，将光绪囚禁在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

过去的一致看法，都是认为袁世凯出卖了维新志士。但据近年来史学家的研究考证，事情似乎有了一定的变化与转机，那就是慈禧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

以袁世凯的老奸巨滑，在没有最后角逐之前，他决不会轻举妄动，不论是帝党、后党，哪一方他都得罪不起。荣禄是袁世凯晋升得势的恩人，这对追求实利不以道德为准绳的袁世凯来说，越过这层障碍并不困难，但只要他稍有异动，或者说稍有不慎，那将不是他“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而是荣禄杀他“如诛一狗耳”。光绪是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也不敢得罪，尽管光绪无权，可要整治袁世凯这样的臣下，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吗？

袁世凯被逼到了一根细细的钢丝上，并且不走还不行。可只要一迈脚，身子就会失去平衡，直至摔得粉身碎骨。

事实真相是，袁世凯将维新党人的“杀禄围园”计划藏在了肚里，当时并未告密，而是从北京匆匆返回天津。在天津的袁世凯得知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心头真是又惊又惧。结局已见分晓，现在不是他袁世凯杀荣禄与慈禧，而是荣禄与慈禧决定他的命运与生死了。袁世凯心里十分清楚，“戊戌政变”的起因在于权力之争，并非是他与谭嗣同的密谋泄露，不然的话，他就不可能全身回到天津了。但是，密谋暂时没有泄露并不等于永远不被泄露。怎么办？是将维新党人的计划继续深埋心中，还是向荣禄和盘托出？一时间，袁世凯彷徨无主，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说吧，又担心维新党人有所招供；说了吧，对自己也很是不利。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皇权的国度，出卖百姓崇奉的皇帝，毫无疑问将被置于全体国人鞭挞拷问的境地。况且慈禧已是风烛残年，年轻的光绪一旦重新执政，那时的他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甚至会招致诛灭九族之祸。并且就是说了，因有参与之嫌，且未及时告密，还有“马后炮”的投机嫌疑，不仅难以博得慈禧、荣禄的欢颜，而且很有可能会加速他的灭亡。那两天的袁世凯，可真是绞尽脑汁，左右为难。

两相权衡，袁世凯最终还是选择了说。

于是，袁世凯先告密于荣禄，荣禄再呈于慈禧。谭嗣同在“戊戌政变”中根本就没有引起慈禧的注意与重视，这便是直到政变发生四天之后才有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的缘故。袁世凯的告密并未直接造成维新变法的失败，但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包括“戊戌六君子”在内的大批维新党人被捕被杀、被革被逐，使所有维新变法的成果前功尽弃。

袁世凯虽然告密，但慈禧仍将他归于维新一党，且参与“围园密谋”证据确凿，居心叵测，加之并未主动自首，所以“欲置之重典”。这重典会有多重？在一个人治社会里，不论轻重与否，只要慈禧一句话，袁世凯的脑袋就得搬家。所幸荣禄出面，力保相救，总算将功折过，就此逃过一劫。而最要命的是历史评说，长期以来，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都扮演了一个鼻梁涂白的不光彩角色，背上了卖主求荣的骂名。

就本质而言，袁世凯不仅同情维新，还真属维新一派，此后的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并且就维新变法这一事件本身而言，1914年，身为民国正式大总统的他，不仅追认“戊戌六君子”为先烈，还在北京建立祠宇，将事实宣付清史馆立传。当然，他这样做，也不排除对当年的出卖之举有着一定的忏悔与掩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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