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吴虹飞 发自北京
“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历史学家沈志华说,“我不大想谈一些特别现实的问题。”
说归说,实际上做的,却还是他自己的一套。
“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
沈志华学上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从部队复员;明明是最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他的将军梦很快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1975年的时候,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24卷本的《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邓力群觉得我是不错的小伙子”
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建国以来到‘文革’,为什么我们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邓在一次大会上讲,沈志华的看法是“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的观点”。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 “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挺不错的这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很多年后,邓力群还在一次接见年轻学者的会上说,“现在社会上都说我是‘左王’。其实我是很爱才的,当年沈志华,他的观点我很不同意,但是我还让他读了研究生。只要你真有才能,你好好学习,就能为国家做贡献。”
在监狱里做学问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原本,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保外就医什么的,能少受点罪。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儿,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觉。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总不能脸朝脸吧。”
后来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痕迹。列宁被关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儿人家盛传,说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那帮人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讲的是20年代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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