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开沅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历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教授。他在中国近代史领域长期耕耘，对晚清历史、辛亥革命和近代教会大学等重大主题均有涉猎，并且都做出了有影响力的成果。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章开沅先生培养出的一批优秀学生，如今很多都成为学术界知名的中青年学者。

值章开沅先生90寿辰之际，私家历史选取先生在不同领域里的代表性论文，概述摘要，在敬佩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学习和传承他不断探究历史的精神和深切的现实关怀。

管窥晚清党争：张謇的政治沉浮路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晚清政坛中，占据权力中心的是以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集团（即后党和淮系），而团结在傀儡光绪帝身边的臣僚们（即帝党）则幻想有朝一日取代后党掌握权力，以实现他们的政治主张。作为光绪帝的老师，翁同?不但是帝党的关键人物，而且是“清流”的前辈，地位很高。

翁同?

张謇是清末状元，以兴办实业为人熟知。他是通州人，与翁同?的家乡常熟隔江相望，很受翁的提携，他和翁同?的交往，实际上就是向帝党逐步靠近的过程。起初，张謇在吴长庆手下作幕僚，帝党人士有意通过他拉拢与李鸿章不合的吴长庆等人。1894年，张謇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翁同?四处活动，帮助他成功中举。

随着清代边疆危机的加深，倾向于主战的张謇和帝党立场逐渐接近，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参与到帝党要求罢免李鸿章、重新起用奕䜣的斗争。但是帝党毕竟实力弱小，更无法改变战败的结果，最终仍然只能坐视李鸿章求和签约。

张謇

帝党和维新派的结合，正是在甲午战败的形势下出现的。康有为等人主办《中外纪闻》、创立强学会的背后都有帝党人士支持，身在南方的张謇也和很多朋友一起加入上海的强学会。然而后党很快就在政治上对帝党人士进行打击，结果促进了维新派和帝党更快结合，推动了戊戌变法的展开，张謇也于1898年赶到了政潮汹涌的北京，和翁同?一起积极参与策划变法。结果是，缺少实权、组织松散的帝党在后党的打击下迅速瓦解，翁同?失势，张謇也无奈地离京南下，他们二人从此都退出了政治斗争的中心。

章开沅先生把翁同?与张謇二人的交谊，放在晚清的历史大背景之下，折射出帝党后党之间的政治斗争。最初，张謇不过是“清流”外围的一个附和者，随着环境的改变，他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接近了政治斗争的中心。而他们的失败，则说明帝党和维新派终究不是同路人，思想上仍然受封建文化支配的他们无力改变晚清的政局，在随后兴起的革命浪潮中成为其对立面。
学潮来了：江浙知识界如何“文明排外”？
《论一九?三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江汉论坛》1981年第3期

“如果说，东京留学生界是海外的革命策源地，那么江浙便是国内的革命策源地。”新式学堂里的青年学生是社会中最活跃的一支力量，1902年夏杭州养正书塾首先发生学潮，10月南洋公学200余名学生掀起退学风潮，这类运动很快在江浙地区的新式学堂蔓延开来。青年学生的热情和他们接受的新式教育结合，使他们自觉地肩负民族的希望，因此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到从爱国到革命的一个转变，从1903年前后的舆论就可以发现学生们早已公然倡言排满革命。 1902年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废科举、兴学校以来国内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学潮，也是当时轰动全国、影响很大的事件。图为南洋公学大门口。

同时，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江浙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也成为民族运动的主要承担者，他们不但热情地宣传民族主义，而且把民族解放运动和推翻君主专制结合在一起。为了与过去义和团式的运动区别开来，他们不赞同逞一时之勇的义和团式的排外运动，对其中落后的思想观念有所批评，于是提出了“文明排外”来和“野蛮排外”区别开来。章开沅先生在本文中指出，过去我们认为“文明排外”是软弱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它比笼统的排外主义具有进步意义。

为更好地宣传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江浙知识界以乡土情感为纽带来唤醒群众的爱国热情，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开办学堂、创立报刊、组织政治团体，进行各种舆论工作，同时与东京留学生的思想遥相呼应。这些都为日后同盟会的成立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不过，章开沅先生也注意到，这一时期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也有局限性：一些新式学堂的师生还因袭着封建文化的观念，与革命运动存在距离；传统的“乡谊”削弱了知识界的团结，地域观念甚至超过了国家观念；片面强调学生的作用，却忽略了发动下层群众的力量。

“排满”：卓有成效却遗留后患的革命动员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5期
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从武昌首义始，至宣统退位、清朝覆灭，不过数月，一场革命何以进展如此迅速？以舆论宣传为核心的社会动员手段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与太平天国运动、维新变法运动都不相同，革命派以西方民族、民权思想为指导，通过报刊制造社会舆论，成效十分显著。章开沅先生认为，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以东京?上海为轴心的革命舆论宣传阵地。

要为革命作动员，首先应该寻求一个多数人的“共识”，民族主义正符合这个需要。章开沅先生指出，民族主义针对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是理性宣传，但易流于说教，而针对未受教育的下层群众则是感性鼓动，却会导致盲目，因而为了联结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排满”就成为他们宣传的战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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