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代文学大师冰心辞世十周年纪念,冰心生前崇敬和喜爱的作家老舍之子舒乙在《上海文学》上撰文,为我们回忆和描述了一位朴实无华、完全真实,又相当特别的可敬可爱的世纪老人。
对人对事从不虚假掩饰
冰心老人最大的特点,用一个字概括,就是“真”。她是一个真人。真正做到“真”,其实是很难很难的。冰心老人却做到了,在生活中,在任何一件事中,不带任何虚假,不带任何掩饰,直面道来,以至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字,在她老人家身上都是与众不同的。
“民进”妇女部的干部来求她为“三八妇女节”题几个字,她爽快地提笔就写,然后轻轻地说:“你们应该多下去看看,帮助下面解决一些教育方面的实际困难,尤其是儿童失学问题。”对方说:“没钱呀,怎么下得去?”这样的事,遇得多了,她酝酿了很久,1987年写下那篇著名的《我请求》,请求大家都来读一读《教育忧思录》,都来关心教育。一石激起千层浪,《我请求》发表之后,读者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持续半年之久。
1989年8月25日,老舍忌日的第二天,冰心先生坐着轮椅到北京图书馆去看“老舍生平和创作成就展”,她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看得很仔细,快到结束的时候,老人家突然失声大哭,毫不掩饰,双手捧面,热泪横流,吓得陪护她的人推起轮椅就跑,跑进电梯,她还在哭,扶上汽车,还在哭,回到家里,好不容易才转成低声的抽泣,半天说了一句话:“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
她为福建大学生题词“知足知不足,有为有不为”。她解释说:“有的能做:爱国、上进;有的不能做:不爱国、不上进。知足:生活上、物质上要知足;不知足:知识上、学习上要不知足。”
有一位作协领导人大年初一来拜年,冰心先生正好在吃饭,她对此公一向不感兴趣,便问他:“有事吗?”对方说想求一张字,冰心老人笑一笑,说“买宣纸来!”等他走后,冰心先生悄悄地说:“其实我已想好了写什么,但要等他送纸来,如他真来,我就会问:‘宣纸买了吗?’”
“我也有几不怕”
冰心先生总爱说:“毛主席有五不怕,我也有,我起码也有几不怕,一不怕离婚,我老伴已经没了,二不怕撤职,我不是官,……就是杀头,我也不怕,反正要死了。”她说:“我最相信两条:一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条,历史是人民写的。”她还说:“我很老了,以前喜欢风花雪月,现在不爱看了,已经经过了,很淡薄了。写些人间不平事吧,为别人多说点公道话。”“不要看一时多么有权势,没有用,自己再吹嘘,或者再谦虚,也都没有用。真正厉害的是人民,还是那两句话。”
长城饭店美方经理曾邀请她的小女儿吴青去做中方经理人,冰心先生、吴文藻先生和吴青本人都不干,认为还是教书育人好,说“人是不能为钱而活的!”
高洪波拿来《人间小品丛书》中的《冰心集》,她看了以后说其中只有两篇好,一为《到青龙桥去》,二为《观舞记》,其余都“幼稚”,现在看了脸红,不好意思。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替冰心先生出了一套《冰心选集》,有六卷,她看了第六卷,是评论和序跋集,她说“无聊”,我以为是书出版得不好,她说,不是,是自己“写得无聊”,不好意思看下去,一再说“无聊、无聊”。
我替她编了一本《冰心九旬文选》,是本小书,由梁凤仪的“勤十缘”出版社出版。给冰心先生送去样书之后,第二个星期再去时,她把样书还给我,说“上面有四十个错!”我打开一看,她已一一用圆珠笔在错的地方标出,并一一改正过来,字写得很小。
一点也不“淑女”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一定要讨个说法。
冰心先生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
冰心先生从来没化过妆,只在美国当学生演《西厢记》时化过一次妆,是闻一多替她化的。她主张素面朝天,说“描眉画眼的,干什么!”她认为天下以福建女子为最美。福建女子均光脚,着茶衣,不化妆,是干活能手。
冰心先生的母亲就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遭遇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搞笑语录,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岔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类似阵亡通知书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但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家门口,便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大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的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冰心的恋爱、婚姻、家庭都堪称典范,一辈子没有任何绯闻。“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冰心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她说:“如果吴文藻是一百分的反党,我起码是五十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代表们一个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赔礼道歉。
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和谢冰心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
有一天我去看她,她说:“我写了遗嘱,封在信封里,放在这个抽屉里,等我死了以后,你就来取。”她指着书桌正中间的抽屉很郑重很神秘地叮咛我,因为这里面有好几项是涉及文学馆的,如书、照片、钱、图章,除少量代表作留给子女作纪念之外,她都要捐给文学馆。此外,对骨灰处理、悼念活动安排,房屋遗产等等她都一一做了安排,以基本捐献出去为好。这是她的清醒、大度和明智。
冰心先生去世后,征得儿女们的同意,将吴谢二人的骨灰盒装进一个不锈钢的密封小罐,放入中国现代文学馆冰心雕像旁的大石块下面。文学馆的冰心雕像是钱绍武先生的作品。雕像立在院中的草坪上,雕的是冰心年轻时的形象,是一尊坐像,洁白无瑕,眼睛炯炯有神地凝视着前方。在雕像左后方的石头外面一侧刻着冰心先生一句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石块背面镶嵌着一块铜牌,上面是赵朴老题写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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