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严于律己，坚持与人民同甘共苦。他生活简朴，随遇而安，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而毛泽东曾穿过的两件极普通的睡衣一而再、再而三地缝了不知多少补丁，直到他逝世，一直穿了好多年。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化，非常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
(一) 身体力行，率先垂范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红四军政治委员的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都是每天五分钱的“伙食尾子”;在长征路上，他患有足疾，但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在“高原寒、炊断粮”的情况下，他同样和战士一起忍冻挨饿;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几月不知肉滋味”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毛泽东有一条毛巾被打了54个补丁，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主席换条新的，可任凭工作人员怎么劝说，他总是那句话：“补补还可以用嘛”，工作人员只好继续给他补。毛泽东喜欢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他的床上用品极为简单，被褥是里外白布，睡衣、毛巾被补了又补，枕头则是用白布包起来的荞麦皮，一床旧军毯搭在床栏上，那只荞麦枕头就在毯下。宋庆龄听说，心灵震撼了：一位共和国的领袖，竟过着如此清贫的生活!她亲自上街买了一个鸭绒枕头，托人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收礼的习惯，等客人走后，又想到不收不好，便派工作人员去收下枕头。后来毛泽东回礼，送给宋庆龄50公斤山东大白菜。
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轻名淡利，反对一切特权思想，尤其反感突出个人、脱离群众的做法。据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回忆：解放初的一天，中央机关的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在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钱?”1950年5月，沈阳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决定在市中心区修建开国纪念塔，塔上铸毛泽东铜像。沈阳市人民政府为此致函中央新闻摄影局，请求代摄毛泽东八寸立像四幅，毛泽东在来函中的修建开国纪念塔旁批示：“这是可以的”，在“铸毛主席铜像”旁批示：“只有讽刺意义”。同年10月，他在北京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天安门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建议上批示：“不要这样做”。
毛泽东投身革命几十年，领导过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大的政党和最多的人口，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家产。他留给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产阶级领袖气派。这是一笔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今天的共产党人很好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
(二)严格要求亲属故友做人民的公仆
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对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及“封妻荫子”等腐朽做法十分厌恶，一直要求亲属故友真正做人民的公仆，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谋取任何私利。
他对子女严格要求，勤加教诲。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便送他到杨家岭拜劳动模范为师，去中国的“农业大学”接受再教育，要求他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以使他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毅然将毛岸英送往朝鲜前线，仅仅一年后，毛岸英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生于陕北，从小受过不少苦。三年困难时期她正上学，却连饭也吃不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让她回家吃饭，毛泽东坚持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
他对亲戚朋友严格要求，公私分明，从不用自己的职权给他们办私事。解放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欲进京工作。毛泽东得知后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首道去信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同时还在转杨开智的信中说：“希望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1950年5月，毛泽覃夫人周文楠的儿子周起鹗曾去信给毛泽东，要求调换工作，毛泽东去信说：“先生仍以在现地工作为好，虽不适意，犹胜于失职(业)者，尚希安心从事，然后徐图改进。”毛泽东深知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应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所以他绝不利用权力谋取任何个人私利，不搞政治上、生活上的特殊化。这正是他所倡导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三)领导全党同一切贪污腐败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历来主张，同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消极现象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要毫不留情，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把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分子从党内和国家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特别是对其中那些位高权重和资深功高者更要严肃对待，从重惩处，以引起全党的警醒和全社会的重视。
建国以后，我们党面临执政的严峻考验，毛泽东把廉政建设更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专心致志地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据当年在中央主持“三反”运动常务工作的薄一波回忆：“毛主席当年抓防腐蚀的斗争，真是雷厉风行，至今历历在目。他看准的事情，一旦下决心要抓，就抓得很紧，一抓到底，从不虎头蛇尾，从不走过场。他不仅提出方针，而且亲自督办;不仅提出任务，而且交待办法。在‘三反’紧张的日子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汇报，甚至经常坐镇中节委，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点。”为指导“三反”运动，毛泽东批转了大量的报告，写了许多指示、批语和书信(仅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就有50件)，认真阅读这些文献，可以看出毛泽东反腐倡廉的巨大决心与魄力。
“三反”运动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运动中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及有贪污行为的人120万，其中有900余人因贪污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极刑者40余人。特别是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忆犹新。它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第二，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蔓延滋长，决不会让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早在1934年和1937年，毛泽东就亲自处理过熊仙壁贪污腐化案和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这俩人虽然参加革命很早，对敌斗争也很坚决，但最终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军震动很大，教育极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纠正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改进党风，纯洁组织，毛泽东还亲自发动并领导了三次大规模的整党整风运动，’清除了一些腐败分子，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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