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年)，明朝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中国明末数学家和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官至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作为人阁拜相的科学家，他大器晚成，成就斐然，在诸多领域建树非凡。
“是非之际，断然不欺;利害之交，凛然不苟。”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43岁的徐光启已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将父亲和妻儿接到北京后，由于人口增多，俸禄微薄不足糊口，只得从上海家中取粮补给。他给在上海任职的儿子徐骥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京中自老爷以下俱平安……只是米粮已尽，粮船又未至，日逐在此借米吃，甚悬望耳。”从“悬望”二字，徐家生活何其窘迫。徐光启经手的公务银两无以数计，又有许多“抬轿子”的馈赠。然而，他严格自律，宁可借米度日，这种精神操守令人敬仰。
徐光启清白劬勤的一生，以“盖棺定论”式的客观和严谨来描述则是“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获视含殓，视笥中惟敝衣几袭，银一两而已。”意即，徐光启去世的时候，人们检视他的遗产，只有一两银子，几件旧衣服，大量著述手稿。
《徐氏家谱》中还记载徐光启死后，“贫不治丧，贷以归”，不禁令人唏嘘。崇祯皇帝感慨万千，悲痛不已。谥文定，赐予丧事所需钱物，遣专使护送回乡。徐光启逝世后留下的不是物质上的财产，而是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高贵品质。
(一)谢却馈赠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徐光启奉命代表朝廷前往宁夏册封庆世子朱倬榷为庆王。按照明朝官场惯例，被封者都会有丰厚的馈赠，被赠者往往都会“笑纳”，颇有日后大家荣辱与共的意味。庆王准备了二百金和币仪等物，然而，徐光启却分文未受，庆王又特地派人追到潼关，还是被徐光启婉言谢绝了这种物质交结。徐光启在谢笺中说：“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适，即衷切镌衔。”他拒绝收受礼物和贿赂，以免妨碍公务，害怕收礼后会陷入良心上的危险，而无法主持公道。
徐光启履职基本公务时洁身自好，婉拒任何馈赠，在所谓晋升“得意”之际，更要求自己保持冷静和清醒。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被任命为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参预机务，相当于宰相。寓所门庭若市，当年七十岁寿辰之际，贺客盈门。而徐光启对这一切，则早有预料，“俱令儿辈于家中辞谢，不受。”他吩咐儿孙将家门早早关紧，一概辞谢，不收受任何人的贺礼。他甚至接连几天从内阁出来就径直到观象台看星，一来为了躲避贺客，二来为了抓紧修历。
由此可见，徐光启的廉洁并不是虚假做秀，他是真心诚笃严于律己，将自己的精力投人到对国家和老百姓更有意义的工作中，而不是官场中见风使舵地迎来送往。
(二)两袖清风
徐光启位居人臣之极，始终秉持官德理性，捐介清正，两袖清风。“是非之际，断然不欺;利害之交，凛然不苟。”根据徐光启之子徐骥所撰写的《行实》记载，在通州练兵时，徐光启对经手的各项钱财毫厘不染，这种操守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临终之日在《进缴敕印开报钱粮疏》仍不忘疏明：“以清历务，以完臣局事，钱粮一项，自崇祯三年正月至崇祯六年三月，共领户、礼二三部咨到银八百七十余两，臣逐项自行料理，纤悉明备，已开细数，封贮公所，因进内仪器正在鸠工，难以遽行销算，佚接管官逐件查对奏缴，臣敢先以总数报闻。”徐光启对公款的使用纤悉明备，“敢”字更显出他的凛然正气。
徐光启的凛然不苟与明末王朝官场的昏暗格格不入，难免引来非议。有人空穴来风，诬告他在选练新兵时，偷盗国家粮饷，贪污国库银两。对此，他义正言辞反问：“盗饷之说，凭空着此二字，向使臣有分毫差错，铤者亦何爱于臣，不一指实邪?”这个回答十分具有反讽意味，同样表现出徐光启清廉正直、理直气壮的底气。
(三)捐己奉公
1618年，努尔哈赤举兵南下。1619年，徐光启在通州练兵，万历皇帝下令户部、工部、兵部和太仆寺供给练兵所需粮饷、器械、军马等物资，但这四个衙门敷衍塞责，互相推诿，致使新兵衣食不足，多支部队聚集京畿，怒而相杀。当时的徐光启不仅没有饷银练兵，还要应对各路援辽部队的索饷要求。为了平息哗变士兵，徐光启拿出个人钱财士兵，制止了这场哗变。虽然哗变士兵并不是徐光启的部队，但为了顾全大局，他自掏腰包，平息轰闹造反，体现了殚心体国的赤子情怀。
徐光启儿子徐骥在《行实》中记载了这一事件：“延绥兵粮乏而哗，自捐银四百余两犒之。其以他举，捐己奉公，亦复不鲜。”徐骥所讲的“其以他举”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一件事，万历年间，女真贵族所向披靡，明政府武备赢弱，不堪一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徐光启认识到火器的重要性，“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可以克敌制胜者，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然而朝廷党争剧烈，徐光启处处受掣肘，几乎没有人支持他的军事主张。为了切实增强军队战斗力，徐光启再一次自掏腰包，从澳门购买大炮。
(四)生活简素
一次，学生张溥去探望徐光启，“见公扫室端坐，下笔不休，家仅广丈，一榻无帷，则公起卧处也??公精默好学，冬不炉，夏不扇，予在长安亲见公推算纬度，昧爽细书，迄夜乃罢。登政府日，惟一老班役衣短后衣应门，出入传语。易箦旅舍，橐中不盘十金。古来执政大臣，廉仁博雅，鲜公之比。”基本生活如此简单寒素，让人不敢置信。
不仅如此，作为翰林院庶吉士的徐光启，有时生活竟会困顿到令人不可思议的地步。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43岁的徐光启已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将父亲和妻儿接到北京后，由于人口增多，俸禄微薄不足糊口，只得从上海家中取粮补给。他给在上海任职的儿子徐骥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京中自老爷以下俱平安……只是米粮已尽，粮船又未至，日逐在此借米吃，甚悬望耳。”从“悬望”二字，可以看出当时作为皇家书院的博士研究生的徐光启，其生活状况和心理状态是多么地窘迫。徐光启经手的公务银两无以数计，又有许多“抬轿子”的馈赠。然而，他严格自律，宁可借米度日，这种精神操守令人敬仰。
(五)严格教家
徐光启对自己为官的品德操守要求很高，不仅严于律己，还十分重视教育自己的亲属，对家庭成员给予很严格的要求。吴氏是与徐光启偕老的夫人，贵为文渊阁大学士的夫人，吴氏的生活也力求俭朴，“非瞻礼不衣纳绮……平居布素，淡如也。遇诞日，子孙罗拜，夫人则布衣练裙。”徐骥是徐光启的独生子，然而，徐光启并不娇纵他。一次，徐骥嘲笑父亲，虽家产无数却节省得要命，经常“屑麦为粥”。徐光启听到后非常生气，对他加以训斥。在徐光启的教育下，徐骥也：“不苟取予，不赴燕集，不问户外事，自戒佚安，食粗衣浣，夙兴夜寐，拮据不少休??妻顾氏殁，鳏居二十余年，无外宠。”徐骥严格自律自爱，和父亲徐光启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从徐光启一家三口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出徐光启的人品人格。
在徐光启生活的社会，政治腐败积重难返，以至于崇祯皇帝自己也哀叹“新进士馆选，将京城内的金子换尽矣!”卖官鬻爵，任人唯钱，官员选任前，金银珠宝贿赂当道。徐光启在如此昏暗的社会背景下，始终坚守独立人格，清廉自持，堪称出淤泥而不染的典范。明末在上海民间流传的口头禅“潘半城、徐一角”的意思，就是当时民众对徐光启政治操守的最好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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