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震(1914年10月5日?2019年9月3日)，男，原名张见生，别名张祖寿，又名张中天，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震同志一生历经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下面是关于他的爱国故事，欢迎阅读：
国防大学圈内，许多人称张震上将是“老校长”。在他升任了军委副主席之后，这称呼依然顺口。“老校长”听着亲切，也是军队院校历史中的一笔。
六朝古都南京，留下许多珍奇的历史遗址。紫金山下，中山门前，曾经有个高等军事学院，那是将军的摇篮，军事将领们演兵习文的最高学府。在中国元帅刘伯承任校长之后，张震在这里当学生3年，做副院长、院长12年。从紫金山下那个军事校园起，他走上军事教育家的行列。也从那时起，中国的将军们亲切地称呼他“校长”!到了文革时代，张震被迫离开南京到武钢“蹲点”，还去修葛洲坝水库，人们还称他“老校长”;当他出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出任了总后当部长，以至走上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位置，“老校长”的称谓依然。张震古稀之年，被免去了副总参谋长之职。按他的想法，要安度晚年了，却意外地又被任命为国防大学校长。
张震满头银发，走进了北京海淀区红山口??原来的高等军事学院旧址。老将军70开外的岁数，又重操旧业，做了国防大学首任的校长，名正言顺成了“老校长”。
本人不属于“老院校”人，既没有住过南京军事学院，也没有进修北京的军事、政治和后勤三大学院，只是在“文革”中被撵出总政治部后，在新组建的军政大学工作过几年。国防大学成立后，我才有幸做了张震的一个部下，从此，也习惯跟着别人称他为“老校长”咧!
和张震第一次见面，是他刚上任到国防大学。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场合，他和领导干部、老教员们见面。满面微笑的银发老军人，一进门，握着一位老教员李唯一的手，连呼：“老师，老师!”听说他记忆力惊人，和人见过一面之后，会过目不忘，也许从这天起，他便认识记住了我这个下级。这位年过70的老将军，精神瞿铄，神采奕奕。后来听说，长征路上他就有“老病号”之称。可是，长期的战争岁月磨练，却使他成了不老松。他腰杆笔植，思维锐敏，怎么看也不像耄耋之年的人。也是后来知道，文革后他出任总后勤部部长时，64岁了，还亲自率领工作组去“青藏万里行”。在高原行走考查共68天，行程8000余公里。还写下这样的诗句：
年逾花甲子，驱车上高原。
呼吸频频喘，行路步步艰。
欲效千里骥，莫笑学少年。
须鬓如霜白，长征继向前。
奉劝后来者，惜阴莫等闲。
军队院校的组织机构，叫做“横宽纵短”，尽管名声大，干部教员的职级高，却像一个团队。“老校长”在院校15年，养成了一种工作方式：实行“面对面”领导。了解他的人讲，他不习惯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常常深入到机关各部门、教研室、学员队，听取意见，当面回答解决下边提出的难题，同时和干部们见面。我和他面对面谈话，是在一次现场办公会上。
当他知道了我曾在华东野战军第22军工作过，微笑着说了声“老朋友了”。话说得轻松又随便，却让人有亲切感，不过，也让我有点不知如何说好了。战争年代，他是华野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我是一名普通又普通的干部，称“朋友”真不敢当!这次面对面办公，老校长听取了我们的工作汇报，鼓励了一番。他说话比较随便，又有些幽默，没有官腔，只是那难改的湖南乡音，让我这个北方人听不太习惯。最后问我们：“有什么难办问题?”我想了想说：按编制我们应该是有台车子，只是没有给配，有时用车不方便……
“老校长”当即向随同来现场办公的行政部门领导说：“快给他们配台车嘛!”
这次“现场办公”的第三天，我们有了应该有的车子。
“老校长”整天忙于教学工作，和我们处于教学二线的编研人员，少有往来。原政治学院政委唐亮去世后，他的儿子整理了一本老爸生平资料，想请人帮助修改成书稿出版，找来了国防大学。唐亮和张震那才是真正的“老朋友”，华东野战军时代，一个参谋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两人在南京市又是住得很近，孩子们当然熟悉张震这位伯伯了。他们抱着资料稿，找到张震校长。张校长挥笔一批：“请张麟同志帮助修改出版”。于是，只得照办了。我曾在唐亮老上将领导下，做过办公室主任和宣传部长，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又为不少将帅代笔整理过回忆录，为老首长整理传记书稿，也是义不容辞呢。当时我又任国防大学第二编研室主任，顺理成章，接受并很快完成了了“老校长”亲自交给的一项任务。
没有想到，在“老校长”从军委副主席的岗位即将退下来时，退休下来的教育长徐方亭和“老校长”的秘书、女婿等人，组成了一个编写小组，依据史料开始为老校长整理回忆。不知是张震老将军的意思，还是别人提议，要“请张麟出山”。于是，我便加入了。前后有近三年多的时间。如果说，战争年代我只知道有个张震参谋长，在国防大学工作八年期间，也只是认识了这位“老校长”，真正熟悉张震这位名将，还是从为他整理回忆录开始。
听他讲童年，听他说红军，听他讲八年抗战，听他谈建国以后走过的历程。我们不只是随着他回忆的脚步，走过80多年的风风雨雨，还窥见了这位名将的心路里程。他有一段话是这样讲的：
……我时常回想战斗的岁月，思念牺牲的战友，甚至做梦也多是和他们一起打仗。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虽不能简单地类比，但我们能够幸存下来，一直走到今天，身后有多少流血牺牲的先烈啊!许多英勇善战的同志，包括我的一些上级、同级和下级，都血染缰场，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1931年前后，我在红军两个连队工作过，与我共事的4任连长都牺牲了，排长、战士也无一幸存，他们有的倒在我的眼前，有的就牺牲在我身旁，连鲜血都洒在我身上……
“老校长”张震，从红军时代当小参谋起，有一个惊人的毅力，每天坚持写日记。一生没有间断。一箱子的日记本，有的纸都发黄变黑了，一笔一笔，留下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岁月。虽然他的日记有点像“天书”，那些密密麻麻的小字，只有秘书邓天生会完全“破译”。我们从张震的谈话、历史资料和他的日记中，看到了他从一个“苦孩子”，一步步成长为著名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从普通一兵成长为上将、军委副主席。风风雨雨八十多年，能公之于众的事件，都写在2003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张震回忆录》里。
1935年他16岁当红军。从小宣传员、连政委，营长一步一步走上来。在他的任职经历中，当参谋长的时间最多，他做过团参谋长，游击支队参谋长，纵队参谋长，兵团参谋长，野战军参谋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不是传奇式的人物，但一桩桩，一件件鲜为人知的往事，却留在我记忆中，难以磨灭。
他讲述过“两个母亲”的故事，这故事还得从南京刚解放说来：
革命胜利了，张震思念自己的父母，20年没和老人们见面了，他不知父母亲是死还是活?工作之余，便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的黄克诚写了封信，希望这位老领导能在百忙之中，派人去长寿街上打听一下自己家老人的情况。信发出没有多久，回音来了，说父亲不在了，从一个破碉堡里，找到了他母亲吴命缓，她已经沦为乞丐了，每天靠讨饭度日，精神有些失常。现已派她家乡人送到了武汉，托付给了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同志。张震接着收到了邓子恢同志的电话，已经为老人买好了船票，12月22日一早可到南京。
张震得此信息，热泪盈眶，夜不成眠。他没有想到老母亲活着，活得如此可怜!他不会忘记，父亲张继纶是个篾工，一年四季靠做竹蔑子活养家糊口。母亲整天挑担子，做豆付，养猪种菜。自己4岁时，母亲为着让他快长身体，还常向正喂养幼儿、奶水多的女人讨点奶水给他喝。5岁时，母亲便送他进学堂，先生说孩子小不能收，母亲要求先生说：不是让孩子学多少字，只要给看管着就行了。家门前是池塘，生怕儿子掉下淹死了。那私塾上过一年，父母又送他进了隔壁的万寿宫小学。母亲常趴到梯子上，隔墙看着。一次老师看到他做体操不上心，顺手用小木棍向头上打了一下，被母亲看到了，从梯子跳下跑到学校，抱着孩子就哭，还向教师说：“我的儿子，自己都舍不得打，你为什么打啊?我们不上学了!”拉着儿子就走，校长也劝不住。母亲信佛教，还领着他去西溪桥迦蓝庙上烧香，并拜迦蓝菩萨为师……
灾难深重的中国，战乱连绵不断的中国，几十年来，有多少父母失去儿女，又有多少家底骨肉分离!张震永远不会忘记：仅淮海战役66天的决战，他所在的华东野战军就伤亡了10多万人!他是幸存者。
1949年12月22日，天刚亮，张震就赶到了南京下关码头。
夏季有炉火之称的南京，到了12月，却也是冷气逼人，办公室里都燃起了木炭炉火。张震站在寒冷的江边，望眼欲穿，眼前是滚滚的波涛，脑海里是20年前的母子情意。分别20个春秋，今日终于得到了团聚。等啊等，终于等来了母亲坐的那只船。船刚靠岸，他急步跑上船去，在人流中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她憔悴苍老，神情有些惊喜和不安。似乎是在梦里。张震叫了声：“妈妈!”泪便流出了眼眶。老人不知道是认不出儿子了，还是半信半疑，呆了好一会，才说：“你的话好懂啊!”张震又忙说：“我是你的儿子!”随同老人来的，还有张震的一个表兄。老人手上还抱着个印花小被，好像那是张震自己小时候盖过的，老人带着它，像是个信物和证明书。随同张震参谋和警卫员，正想搀扶老人下船，张震蹲下身来，背起了老母亲，一步一步走下船去。
母子分别20年，今日相逢在被推翻的旧中国都成，这天翻地覆的喜庆，让母子和全家人都高兴万分。张震的爱人马龄松，拿出自己的衣服给婆婆换上，换下来的衣服放到水盆一洗，却成了一丝丝一条条破烂，完全不能穿了。这条条破烂衣服，是老母亲这些年受苦受难的写证!马龄松不尽得流出泪来。
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母亲吴命缓来到南京后不久，张震家乡又接连来了信，说吴命缓只是张震的养母，他的生母是余朵莲，现在长寿街上……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张震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也不便问来到身边的老母亲，忙写信让当地乡政府切实帮助弄清真假。他痛苦中，他想到儿时一桩事：一次在外边听一个邻居女人说：“你不是你娘生的。”回家向母亲学话，母亲从不打骂他，这次却重重给了他一巴掌，还生气地说：“你不是我生的，是谁生的?这么一点点儿把你抱大的……”难道说，自己真的还有位生身母亲?
两个月后，终于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张震的生母真是余朵莲。当年由于家境不好，才把刚出生不久的张震给了人家。十月怀胎母子情，养育16年的母子恩，让张震都一一写在心坎上。革命人把百姓都当成父母，何况是生、养自己的两个女人!
当张震回到故乡时，和养母亲一同去探望了生母。含泪叫了两声：“妈妈!妈妈!”那位不幸又万幸的母亲，只是流泪，久久无言!
对两位老母亲的晚年生活，张震都尽到了做儿子的孝心。他在回忆录中写着：“不管怎么样，我的两位老人能够活下来，都看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看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也确实是一件庆幸的事。她们生前曾对我说过，能活到现在，过上几天好日子，全是托共产党的福啊。从这个意义上讲，她们又都是幸福的母亲。”
在“老校长”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中，有一段在中南海的故事，让我铭刻在心。
1952年5月，张震奉命进京，出任军委作战部长。作战部的办公地点有两处：一处在在居仁堂，一处在武衣库。据说，这个居仁堂是当年慈禧太后处理公务的地方。院子不小，房屋都比较破旧了。那也是一代王朝兴衰的印迹。作战部和以聂荣臻为代总长的办公室一个院，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来时，也落脚在这里办公。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进行一年多。经过五次战役，美国和南朝当局的侵略气焰，遭到严重挫败，美国在停战谈判桌上又讨价还价，陷入僵局。“谈谈打打，打打谈谈”。美国不甘心失败，妄图继续扩大战争，并惨无人道的进行化学战细菌战斗。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提出要“边打、边建、边稳”。军委作战部既要当好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朝鲜战场的参谋，又要同时处理好国内备战和军队建设。真是“日理万机”。张震一面根据书面材料精心写着军事论文，并又到朝鲜战场实地调研了58天。
张震在作战部工作期间，有一件事终身难忘：1952年7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颐年堂召集军委会议，朱德、刘少奇、彭德怀、聂荣臻等到会。张震列席了会议。会议开始后，毛泽东说了：他和总理太忙，今后军委日常工作由彭德怀主持，并讲朝鲜战场看来大打不起来，最后是要谈判停战。他突然把话题一转说：“最近一个时期，我感觉工农青妇的‘菜’，摆满一大桌，吃也吃不了。可是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我饿得慌。你们为什么对我封锁呢?”
讲话风趣，是毛泽东的风格。有时把政治问题、原则性的大事情，说得很轻松。常常是笑着说。今天却板着脸，抽着烟，严肃地的样子。特别是说出“封锁”两个字。这还了得!
他说军队系统的“菜”太少，显然不是个玩笑，更不是说吃饭的事，而且表情有几分不悦，质问对他“封锁”，这话，显然是直指代理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总长徐向前病着在青岛疗养，聂代总长时常是废寝忘食，几乎是白天黑夜忙在办公室里。工作做得很多，不说功劳也得给个“苦劳”啊，却被扣了个“封锁”的帽子。
身为军委作战部长的张震，是知道“封锁”底细的。两个月前，聂荣臻曾向张震交代说：毛主席和军委的几位副主席实在太忙了，常常彻夜工作，不能让他们过于劳累了，作战部的文件，不能事无巨细都报上去，今后凡是准备上报的，先送给他把个关，需要报的由他批呈。此后，作战部直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文件减少了些。
会上朱德插话，说那也应该送文件，我们忙有军事秘书呀;刘少奇也说：是张震来了后减少的文件。张震见事不妙，想说明了一下情况。毛泽东手一挥，好像这不关你张震的事。又质问聂荣臻：“你讲讲。”聂荣臻能讲什么呢!说是好心，那是表白自己，说是工作失误，又不实事求是。毛泽东见聂荣臻不说话，更不高兴了，说：“你讲话呀!过去政治局开会，我请你列席，你也不讲话，我怕把椅子坐坏了，就不请你了。”
会议的气氛一时有点紧张。聂荣臻硬是很平静，也许和毛泽东共事多年，摸透了他的性格;也许是想，这个场合下，说多了也没有用。不发言也是一种对策。毛泽东又说：“如果你不讲，就做组织调整。”这话声音不高，份量却不轻。“组织调整”，那是要调动工作或者“罢官”!聂荣臻还是没有吭气。这时周恩来等忙打圆场，说让荣臻回去考虑一下。会议就结束了。
一场误解，一顿批评，使张震意外又担心，可是聂荣臻却很平静。他还是他，胸怀坦荡，总是默默地、忠于职守地、无怨无悔地为党工作。他召开了一个总参各部和各兵种、总后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批评，并研究了向上报送文件的具体规定：有关作战和敌情重要简报，立即报主席和副主席、总长、副总参谋长;一般情况5天左右汇集一次，用简明的文字分别呈报主席、副主席和有关部门。这规定，7月30日，连同聂荣臻签名的书面检讨，送给毛主席。8月2日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应速实行。”
“这次颐年堂会议，对我也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张震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一笔。
张震在军委作战部的岁月，自然日夜忙的是战事。面对的是抗美援朝战场，头脑里还不忘解放 台湾 问题。两条战线。有时交错在脑海里。在接到赴军委作战部任职命令后，他要求给他点时间，能到福建沿海走走。军委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前线走又做了调查研究。他在华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岗位上，曾为打 台湾做过许多运筹，包括两栖作战的组织领导，两栖作战的战术动作指挥，两栖作战的教育，两栖作战的物质保证，两栖作战的司令部工作等等，只因朝鲜战争爆发，才推迟了解放 台湾作战。时间是推迟了，但解放 台湾的使命还在张震心上。
在军委作战部，张震先是去朝鲜战场考查了58天，后又去24军代理军长，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24军参加大小战斗40余次，歼灭敌1?3万余人。志愿军夏季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美国侵略军的嚣张气焰，迫使他们于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国防大学，伴随着国家和军队改革开放的脚步，走向新的里程。“老校长”呕心沥血，真像老话讲的“老骥扶犁，志在千里”!他亲自带领学员和教员，“开门”办学，远去井冈山，又奔赴延安，去学传统，见世面。
他又是中国军队高级院校中第一位访问美国国防大学的校长。正是这次美国之行，他和美国国防大学结下了缘，从而成了美国驻中国的大使馆的坐上客。是巧合又是一种缘分，“老校长”张震和我的女儿张辛欣， 1987年一次在美国使馆巧迂了。那次辛欣受美国大使夫人作家鲍波仪邀请，去参加使馆的一个招待会，她正巧和张震老将军坐一个桌子。那时张震刚从美国国防大学访问回来不多时，是美国大使的贵宾之一。老将军和同桌人闲谈起来，问起辛欣在哪里工作，辛欣说：“北京人艺。”老将军又问：“家住哪里?”辛欣回答：“国防大学。”老将军问：“你父亲是谁?”辛欣一说。老将军啊呀一声，说：“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那时军队新授军衔不久，老将军想到了我没授衔，还向辛欣说了一句：“你父亲年龄过了，没能给他授少将军衔，有意见吧?”女儿说：“没有听说过。”
那次的巧迂，“老校长”却记着了一个小女子张辛欣。每次见到我，总先问上一句：“辛欣好吗?写什么?”
女儿在美使馆做客见到张震，也当成个新鲜事，回家说到和张震见面的情形，笑哈哈地说：
“张震，真是位很有意思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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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任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