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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为《新东方英语》杂志写一篇卷首语，原则上应该不难，因为一个月只要一篇，怎么也不算繁重的任务。但每次编辑部向我索稿时，我都惊慌失措，因为我无比繁忙（主要是因为无事生非），从来都没能把稿件预先准备好。别看一篇小小的卷首语，如果不能静下心来思考几个小时，是写不的。而且，即使静下心来，也还得有灵感才能写出来。像我这样每天被世俗事务所纠缠的人，灵感日趋枯竭，有的时候坐上两个小时，脑袋里依然是一片空白。
　　
　　所以，每次写卷首语之前，我都会在书桌边暗暗“仇恨”编辑部的人，恨他们总是在最后几天这样“逼”我交稿，让我本来可以轻松的几天变得心情沉重、食不甘味。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次次被“逼”之下，一篇篇卷首语被“逼”了出来，几年后居然结集出版了几本书。尽管出书多少有些自娱自乐的意味，也没指望多少人读，还常常免费送给学生，但每次见到装帧漂亮的书摆在自己眼前，我还是免不了产生一点成就感。就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再丑的孩子父母都会爱，面对自己的作品，心里也总会感到欣喜。
　　
　　我想起自己读书的年代。由于天资并不聪颖，我每次背课文都是被“逼”着背出来，每次数学题做不出来都被老师留下来“逼”着做完。凡是那些“逼”过我的老师，我到今天都记忆犹新，由小时候对他们的恨，转变为如今对他们的感激。而那些没有“逼”过我的老师，尤其是那些对我很纵容的老师，我现在一概记忆模糊，而且觉得这样的老师不值得尊敬。在大学里，老师一般不会“逼”学生学习，因为学生已经成年，理应学会自己约束自己。但人都是有惰性的，在青春飞扬、爱情萌动的大学时代，有多少人会“逼”着自己真正沉下心来学习呢？
　　
　　对于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来说，学习仅仅意味着为了成绩及格而在考试前被“逼”用功两个星期，考试一结束，教科书一扔，就万事大吉了。就我而言，对大学时代的很多老师，我已经印象有些模糊了，因为这些老师基本属于“宽大型”老师，不管学生听不听，到期末出张考卷，给个分数就完了。这样的老师通常仁慈，常常每个人都能及格。不过，有两个老师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并心存感激。一位是的系主任李赋宁老师，一位是英诗教授王世仁老师。李赋宁老师教我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要求我们学一课背一课，常把我们“逼”得狼狈不堪，但却成就了我们扎实的英语功底。王世仁老师要求我们把他教过的英诗全都背出来，被“逼”无奈的我们只好立在西风中背诵雪莱的《西风颂》，但对于英语语言的美感也在背诵中领悟得越来越深刻。现在想来，如果所有老师都对我们要求这么严格，我们在大学里也许还会更有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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