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难我的大学（11）

　　（三十五）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打工，永远是合着血泪与艰辛的两个字眼。就在1994春节即将临近的那几天，我的身边发生了一件极为悲惨的事情--厂里有个打工妹因加班太晚，回家时遭遇车祸而死！

　　这个不幸的打工妹叫陈花娇，28岁，来自四川比较贫困的南部县农村。我们曾在一个小组做过同事，经常在一起说笑，她干活很麻利，每月的工分都是车间里的前几名。她和做泥水匠的丈夫在上海打工两年了，一心想挣点钱回家盖新瓦房，家里还有个6岁的女儿，眼看要上学了，学费也得挣回去。为了多挣点钱，花娇每天晚上加班到很晚，然后骑上自行车，穿过厂门口黑黢黢的公路，回她的租房去。

　　那是一个无月的夜晚，将近11点的时候，花娇才出厂门。寒冬腊月，路上行人稀少，虽然这是一条二级公路，但是厂门口却有很长一段没有路灯。宽阔的马路上偶然有一辆车心急火燎地驶过去，留下一股灰尘和噪音。

　　那天晚上，花娇一定是加班加得头昏脑胀的，耳朵已经被车间里缝纫机的轰鸣震得呜呜作响，否则，她不会听不到呼啸而来的那辆卡车，它像一个巨大的鬼魅，风一样裹挟了她瘦弱的身子，把她连车卷进了飞速行驶的车轮之中，肇事车辆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等到有人发现花娇的时候，她已经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躺了一个多小时，头部汩汩冒出的血液已经在寒冷的夜风中逐渐凝固了，失去所有血液的她全身冰凉，没有一丝呼吸……发现她的人看到她躺在离我们厂不远的路面上，于是将情况告诉了门卫。门卫赶过去一看，花娇已经面目全非了，但她身上穿的那件厂里统一发的红黑相间的棉衣，说明她就是厂里的女工。她那已被压扁的自行车的车篮里，躺着一张考勤卡，于是人们知道了这个不幸的女子名叫陈花娇。

　　28岁的花娇就这样死了。死在1994年春节来临前几天。当她的亲人跌跌撞撞地从老家赶来时，花娇已经孤零零地躺在宝山区医院的太平间了。她6岁的小女儿和60多岁的老父母都来了，在厂里哭得惊天动地。只要有人拿颗糖给那个孩子，那孩子便抹了眼泪，有滋有味地吮起糖来，那天真无邪的模样，看得人心酸不已。厂里后来出于人道主义，给了花娇的家人几千元抚恤金，花娇的家人便拿着这笔钱，捧着花娇的骨灰盒回四川去了。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起她尖瘦的脸和单薄身子，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她究竟想了些什么？……

　　1994年夏天，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征文消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联合举办"打工在上海"征文，我决心一试。我想起了花娇，用两个晚上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点出了写这篇文章的主题：金钱固然重要，但生命更为可贵。虽然我们只是卑微的打工妹，但切不可为了暂时的经济利益而透支自己的生命。没有了生命，任何梦想都将灰飞烟灭。

　　然后，我把文章工工整整地抄写在方格稿纸上，用挂号寄给了"打工在上海"征文组。接下来就是盼望了。我对这篇文章的信心非常大，我觉得自己写出了打工者真正的生存状态，并且饱含真情。我相信，任何人读了这篇文章都会唏嘘不已的。

　　果然，我的《花娇》最后获得了一等奖。我得到通知，将在上海老八仙桥饭店领奖。我准时去了，辗转坐了两个小时的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征文的评委们都是《上海故事》和《劳动报》的资深编辑或总编，还有沪上知名作家。（）参赛的作者有大部分是报社记者或通讯员。像我这样来自车间一线、地地道道的打工妹是惟一的。

　　这是我第一次的征文获奖，奖金200元。不久后，《花娇》便刊登在了《上海故事》杂志上。也就是从1994年起，我的写作生涯正式开始。当时比较喜欢看《知音》、《女友》和《现代家庭》等杂志。那些杂志里刊登的活生生的家庭生活故事激荡着我，我想：发生在我家的故事够复杂坎坷的了。那是多么好的写作素材！

　　经过一番酝酿之后，我鼓足勇气，以母亲半辈子的不幸遭遇为主题，写成了一篇《妈妈，别哭》，邮寄给了《现代家庭》的林华编辑。两个月后，我在书报摊上看到了新一期的《现代家庭》，头条赫然便是我写的《妈妈，别哭》，足足有三个版，妈妈和继父的照片刊登在版面中间，作者署名是"赵美萍"。我欣喜若狂，一口气买了5本杂志，欢天喜地地跑回住处，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边读一边流着喜极而泣的泪水……

　　两个月后，我的另一篇《继父，也是父亲》又在《现代家庭》上发表了。这是一篇散文，写得很美，很情真意切。每个字都是饱含泪水撰写的。

　　这下，全厂所有人都知道我会写文章了。我从女工们眼里看到的是佩服，从上海人眼中看到的依然是不屑。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任何目光都改变不了我写文章的激情。有梦不觉人生寒！

　　（三十六）

　　【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但我没想到，厂领导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

　　1994年秋天，厂里竟然把我调到技术部做技术员。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白领工作，虽然有点底气不足，可我还是硬着头皮接受了新的任命，硬着头皮坐进了技术科办公室，硬着头皮看起了日文技术资料。

　　在服装厂里，技术科是重要的中枢部门，所有的技术和质量要求全由技术员说了算，技术员是根据客户设计的服装图纸和质量要求，布置操作工艺流程的。有一点差错，便是技术员的责任。尤其是日本人，对童装的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比如是格子面料，拼缝处横格一定要对齐，相差不得超过半毫米。订纽扣的位置有严格尺寸，并且随着服装尺码的大小，纽扣的间距会不一致，甚至纽扣的数量也不一致。各种服装辅料更是五花八门，看得人头昏脑胀，眼花缭乱。一不小心，配错了辅料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不仅要重新返工，还浪费很多辅料，并会影响交货时间。

　　刚进技术科，我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从图纸到样板，每一样工序、每个步骤都认真地核查，小心地写工艺流程操作单，生怕出半点差错。好在石川先生十分关心我，每天都到技术科转转，看我有没有问题要请教他。翻译钱先生寸步不离地跟在他身后，我每问一个问题，石川先生都会认真耐心地为我讲解，边讲解边画图。我的领悟力还比较强，很快把简单的日语图纸看明白了。那时我跟的单子是金科长以前跟的日本"今时亚洲"公司的定单，定单是通过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转来的。熊田时装公司实际上是由日本、上海时装进出口公司和月浦服装厂三方合作的。

　　一开始当上技术员，除了厂领导之外，似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表示不信任。

　　在下车间布置任务、讲解操作工艺时，那些组长、质检员的神态和目光充满不屑。有的会当场刁难，问我一些没想到的问题，或者在我制作的工艺流程表上吹毛求疵，说我制作的工艺流程不合理，质量要求太严，或者指责我计算的辅料，比如线和粘合衬不够用等等。无数的问题向我劈头盖脸地砸过来。一开始，我还向她们解释，但是，我发现，我越解释，她们越反驳，吐沫横飞，越说越有劲，我知道她们是在故意刁难我。在我做工艺流程表之前，我已经亲自监督打样间的师傅做好两件样品，并寄往日本客户，只有得到客户的意见反馈和确认后，我才布置生产的。既然打样间的师傅可以做到，既然已经得到客户的确认，就说明我制作的工艺流程是对的。

　　日方经理石川先生特别欣赏我的工作能力，他多次通过翻译安慰我："米卡（萍的日文，意即水中花），没有什么比实际能力的展示更有说服力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人，当他几乎不可能获得任何援助时，就会把他全部和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精神力量的优势上，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可以使每个勇敢的人奋不顾身。相信自己，就是的关键。"

　　这番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是啊，过去那么多苦难都经历了，这点波折算什么呢？别人的嫉妒只能证明他们的无能，并不能使我失去什么。苦难其实是最好的大学，只要你不被它击倒，你就能成就你自己。

　　此后，再面对那些挑衅的目光，我不再辩解，而是亲自坐到缝纫机上，拿起裁剪车间已经裁好的半成品，亲自操作起来。三年缝纫流水线，已经使我能够相当流畅地做完每道工序了，否则也做不了组长，做不了技术员。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和怀疑的眼神。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实际行动比什么都说服力。

　　一次，客户来的面料是像苏格兰男人穿的裙子一样的格子面料，斜纹的。客户要求所有拼缝都要格子横格对齐，斜纹向左为正面。在面料裁剪前，我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指导裁剪人员要对格子摊布。在摊布的时候，我不知怎么忽然有种第六感觉--客户的面料够了吗？有没有放对格子所需的损耗余地？因为按照常规，所有面料都需要放百分之三的损耗余地。如果需要对格，格子面料的损耗就更大。格子越大，损耗越多。

　　要在以往，我会忽略计算面料的，因为客户是根据定单数量发放面料的。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何，忽然想要计算一下面料够不够。也许是冥冥中有种意念在指点着我吧。我来到仓库，找到面料数据一看，脊背上又出了一层汗，面料果真有问题--客户根本就没有按照对格所需要的用料计算，而是按照一般排料图计算的。如此一算，至少少了百分之十的面料！

　　我怕自己算错了，连续计算了三次才确认自己没错。我连忙让裁剪车间停止工作，立即跑到办公室找石川先生反映情况。他一听十分惊讶，以往我们也生产过格子产品，但客户从来都没少计算过用料。但当石川先生来到裁剪车间，亲自检查了对格情况，再查验了一下客户的实际来料后，他额头上的汗出来了--如果我没及时发现这个情况，裁剪车间一刀裁下去，到后来才发现面料不够，那时就晚了。如果客户再补进面料的话，不仅面料有可能有色差，还有可能会耽搁交货时间。这些对客户来说，都是致命的问题。

　　石川先生立即向日本客户发了一份传真，反映面料不够的情况，并将我们的对格排料图也发了一份过去。两小时后，对方有了回音--我们计算错误，请暂停生产。等面料补充完毕，再开刀裁剪。

　　这一次，我得到了石川先生的表扬。但我并没有过多的欣喜，只觉得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做了我该做的。同时也让我明白，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工作，认真--是两个最需要重视的字眼！在我做技术员的四年时间里，"认真"两个字像两个忠实的卫兵，时刻监视着我，提防着我，不让我出错，不让我粗心。

　　渐渐的工作就顺了起来。我几乎每年都是厂里的优秀，还被选举为厂里的团支部书记，经常参加镇上或区里的外来工活动，有时作为外来工代表发言，有时接受表彰，报纸上偶然还能看到我的名字，就这样慢慢的被上海承认了。走在街上，也有了扬眉吐气的感觉。最重要的，我逐渐被排斥我的人承认了。我用我的人格征服了曾经敌视我的人，我用我的能力树立了自己的尊严。

　　（三十七）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时间已经慢慢地滑到了1996年。电脑、网络、伊妹儿等新鲜而陌生的词汇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而我却日复一日地惶恐不安，我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如何去接触这些洋玩意？虽然我天天写服装流程工艺单，把字练得像模像样，龙飞凤舞，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我越来越感到知识的匮乏。越来越感到自己慢慢地变成了一口枯井。这也许和自己的文化太低有关，曾经的积累已经被慢慢地消耗掉了，如果不赶紧充实自己，很快就要被飞速发展的时代淘汰了。

　　恐慌和忧虑一天比一天更深地钻进我的心里。让我寝食不安。我是个不允许自己落后、不安于现状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曾经没能读过的书补回来。

　　我开始到处打听哪里可以报名自学考试。打听了好几所学校，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报名参加成人自学考试"新闻专业"，预计两年内拿下所有课程。我信心十足，一口气把12门课的课本全买了，花了200多块钱，一点都不后悔，我把那一堆沉沉的书抱回住处，一本本翻看，那些《中国通史》《新闻概述》什么的看得我头昏脑胀，但却十分兴奋。我惟一的担心就是，我只读到小学毕业，现在直接读大专，能跟上吗？不过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能先把困难想在前头的，否则就没有信心了。无论怎样，先做了再说。如果因害怕失败而不做，就连可能的希望都没有了。

　　第一学期，我一口气报考了四门课。我有信心起码通过两门。但要上班，还要听课，时间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每天下午五点半下班之后，我便风风火火地骑车回家，拿上书就往车站赶。一路走一路啃馒头。复旦大学在杨浦区的五角场，我住在宝山区的月浦镇，间距近两个小时的车程。学校晚上七点半开课，如果顺利，刚好可以赶上听课。晚上九点半下课，坐车回到家，已经11点多了。回家后还要整理笔记，都说自学是靠死记硬背，晚上洗脚时就抓紧时间背书。不知不觉，手里就捧着书睡着了。

　　那几个月，就是这样熬过来的。

　　第一次考试，没想到我仅仅过了一门课，是《新闻概述》，考了63分。还有一门课考了59分，没拿到及格证。有个同学为我抱不平："评分的老师也真是过分，一分都不帮你拉。"我很奇怪，是我自己没考好，老师凭什么帮我拉分呢？不过，心里还是十分沮丧，仅一分之差，就要从头再来了。难怪有人说走自学考试的路，简直要脱一层皮。但我依然为自己成功地过了第一门功课而欣慰，毕竟是一个良好开端。即使我每次考试只过一门课，那么一年两次考试就能过两门，12门课我用6年就可以拿下了。

　　令我没想到的是，就在此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栏目的编导陆兰亭老师辗转找到我，邀请我去电台做一期节目。原来，她是从《新民晚报》夏连荣老师那里知道了我的故事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心里十分揣揣不安。当我带上耳麦，在直播间里把自己在上海的故事娓娓道来的时候，导播间的电话响个不停，无数打工仔打工妹打来电话，与我交流打工路上的酸甜苦辣。也是那一次，陆兰亭老师在听到我侃侃而谈、毫不怯场的直播状态后，决定邀请我做《海纳百川》栏目的特邀嘉宾。

　　从那之后，每个周日上午10点，我的声音便准时出现在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海纳百川》节目中，与上海三四百万的打工族们倾心交谈，探讨人生。从此我的生活很加忙碌，也更加丰饶了起来。正是做这档节目，使我结识了很多与我一样飞翔在上海的天空下的"天涯同命鸟们"，也使我在上海打工族中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尤为重要的，是锻炼了我的普通话。

　　爱迪生曾说：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话用在我身上，竟也那么合适。

　　1997年是我人生大转折的一年。我跳槽了。

　　跳槽的念头从一年前就有了。在服装厂的六七年里，有一年半做流水线车工，一年半做组长，三年技术员。工作中遭遇了太多的惊涛骇浪，巨大的责任感像秤砣一样沉甸甸地坠在心上，不得片刻轻松，日复一日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心情让人越来越压抑。

　　我一直相信，冥冥中总有因果之说的。

　　早在1992年左右，我就因给《萌芽》投稿而结识了该杂志编辑沈刚，他帮我修改发表了一首短诗《嫦娥》，此后我们一直断断续续地联系着。虽然我们从未谋面，但这个地道的上海人十分看得起我，对我不停地着。他还在一封信中建议我跳槽，说我的文采不错，人也聪明，可以换份更有创造性的工作。他说他有个朋友在闸北区开了家广告公司，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推荐我去做文案。但我却有点犹豫。最大的担心是无法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现在的服装公司虽然机械枯燥，收入微薄，但毕竟驾轻就熟啊。

　　那段日子一直心情矛盾。这种矛盾的心情一直延续到1997年5月。我的第二个三年合同期满了。如果再续签，将又是三年为限。我决定趁此机会跳槽。

　　如果正如算命的所说，我命中会有贵人相助的话，那么沈刚毫无疑问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好机会说来就来，有点让我猝不及防。

　　后来我才知道，沈刚所说的他朋友的广告公司，其实便是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开的。这家名为"唐神文化传播公司"的广告公司，如今已在上海3000多家广告公司里排名前二十几名。

　　正是这次跳槽，全然颠覆了我的命运。

　　当我决定辞职的时候，服装厂的领导才发现我的可贵。对我一向十分器重的潘厂长和石川先生轮流劝我留下，只要我留下来，就会考虑给我加薪，薪水将会突破四位数。并且在厂里给我安排一间宿舍。这个诱惑如果早来三个月，也许我会欣喜若狂，感激不尽。但是现在，它出现得太迟了。

　　1997年7月，我离开了洒下我7年青春血汗的服装厂。7年的光阴，就这样一去不回了。我挥挥手，什么也没留下，也什么都没有带走。上海市月浦镇熊田时装有限公司，就这样与我挥手说了再见。27岁的我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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