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在,不远游
我十八岁离家,今年虚岁三十六,算起来,迄今的人生里,一半时间都在外。这一半的时间里,驱使我一直离家远走的,无非是所谓“学业”和“事业”。父母在人前夸奖儿子时,所根据的也无非是这两点:学业美满,事业小成。自己回忆起来,也感到这所有理所应该,从未想过另一种可能。可以说,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光荣,但是,从现在起,我们要开端分食它的苦果。
今年春节,父母来上海和我们一起过年,那一天,全家人挤在沙发上看小品,欢声笑语之时,老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姥爷逝世了。我们的欢喜就此停止,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拎着匆仓促整理的行李来到虹桥火车站,四个小时后,我们回到了那个悲伤、破败的北方。一路上,母亲流泪,懊悔,假如她不来上海过年,就能看姥爷最后一眼,或者还能救姥爷一命。我一路抚慰她,心里却在想:他们来上海过年尚属偶尔,我却长年假寓在此,有一天,当我的父母老去时,我能侍奉左右吗?我能赶得上最后一眼吗?
就义大片城市和城镇、成绩个别大城市的发展门路,培养了本日中国的根本格式,资源极其不均衡,机会极端不均等,迫使宽大“可怜”生在欠发达地域的青年人少小离家,一窝蜂地扎堆“北上广”。从正面看,这是社会流动,是资源公道配置,殊不知,隐患早就埋下,代价异样昂贵。当年我兴冲冲离家,眼里只著名校、大都市与锦绣前途,却不知出来混,早晚要还。现在父母年老,能见到我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利,见不到我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折磨,我却小气得每年只给他们一两次会晤机遇。这就是代价,该是我们还债的时候了。
同样的事情也产生在农夫工身上,几千年来安土重迁,如今却要衣锦还乡,他们协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经济神话,却留下了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这时代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更可悲的是,我们这些阔别故乡的人,并未因而取得他们的尊敬与体谅——那些“北上广”确当地人,那些一辈子未曾分开父母半步的人,他们嘲笑当地人“报仇”父母的主意太陈腐,他们视回家过年为陋习,视春运为灾害,他们永远无奈懂得本地人那颗思乡的心,为何如此急切?如斯不通融?你向他们倾诉,他们一句话就给你顶回来:谁让你来的?你老诚实实待在家乡不就没这些麻烦了吗?
古时父母去世,仕进的要告“母丧”,回乡守孝三年,三年后才可陈请复职。即使一般庶民,三年内也不得婚娶,如有特别情形,必需在百日之内操办,叫做“借孝”。据说曾国藩当年守孝挂帅,就是由咸丰天子亲身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这样的规则也许过剩得好笑,然而现在,我却越来越觉出它的稳重。胡适的儿子诞生时,正值新文化活动,这位新文明的领军人给儿子写了一首诗,“我要你做一个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敬的儿子”,语出惊人。但说归说,做归做,胡适自己却是极孝顺的儿子,他客居海外时,保持天天写家书一封,让老母亲时时读到儿子的信息,待到胡适的儿子长大,他也用这尺度来请求儿子,全不顾年轻时写的那首诗了。今天,我们的通信手腕无比发达,有谁能做到胡适这样?别说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个短信?
这是一个轨制化、构造性地毁灭人伦的年代,高铁、网络、中国电信,并没有让亲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两地,血脉被拉长稀释,年青人即便有心,也已经无力,在奔忙求生的事实重压下,亲情早被挤压得所剩无几。亲子之情,天伦之乐,底本登峰造极,任何人无权剥夺,却不料败倒在这坑爹的时期。
网上有人感慨:“这些年,我所有的眼泪都流在春节结束后,父母送我上车离家的时候。”情真意切,却万般无奈。
因为在我们的心坎深处,亲情并未退化到泯灭,它依然死守在我们内心的底角,当友人不牢靠、爱人不可靠时,父母简直是我们最后的感情依靠。更何况,千疮百孔的养老系统,让子女们更加放不下心,国度不养老,只能“养儿防老”,儿却远在千里之外。另一个起因在于,这一代的中国父母,把全体心理都寄托在子女身上,他们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牵挂是彼此沾染的,是要继续的,父母过火的爱,成为子女不能蒙受的重,要变本加厉地“返还”给父母。如果中国人的亲子关系也像本国人一样绝对独立,我们两代人是不是都能够更潇洒一些?
从父母角度来看,他们也有更多的理由挂念子女。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后半句是说:如果子女必定要远游,也要有一个明白的、让父母释怀的去处。可是,这偏偏是一个“无方”的年代,青年人流浪异乡,身心无处存放,不晓得哪里才是真正的家。这恰是让父母放心不下的处所。良多年,母亲担忧我的早餐,怕我早饭没有下落,潦草敷衍从前,亏了身子,“不怕一顿不吃,就怕十顿不饱”。我常讥笑她,说她轻重倒置,用我的话说,“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么多人生困难、最终迷惑你不关怀,偏偏要纠结什么早餐。可是,今年,我领会到了她的深意。稳固的、养分平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重要标记,是“有方”的重要条件。对一个母亲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担心。
一位海外学子在日志上说:“我十九岁上曾起誓,父母去世之时守孝三年,如今我再发一誓,毕业后五年为期,纵弃前程锦绣,亦毅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还有人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上完学不留在大城市要回来工作?我说,由于家里有我的家人。我自以为,工作不是说签了牛逼的企业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过是为了过一个自己爱好的生活,我不喜欢去奉献本人的青春建设别人的故乡,等到爹娘老逝世还要赶着飞机回去,还不一定买得到票!”少数人的回归和对抗,让人钦佩,但另一个事实是,大局部人仍被时代裹挟,急惶惶踏上不归路,却忘了其实身后还有另一条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里子。”这话放在亲子关系上也成破,对父母来说,我就是他们的“面子”,我自幼学习好,不惹麻烦,上学工作都没让父母费心,当初混迹大上海,娶了上海的美丽媳妇,在北方的县城,这些足够他们夸耀了。但实在,我不外是一张“体面”,我一点都不适用,我只有欣赏价值,基础不应用价值,父母不要我的钱,我也没才能为他们托关联走后门,咱们相隔六省一市、一千公里,每隔一礼拜或十天我和他们通一个电话,一年回去一到两次,跟他们朝夕相处的时光,加起来也就半个月,对他们来说,我越来越只剩下象征意思。我的父母为了省下一块钱的公交车票,情愿步行多少站路去办事,我在上海,一个月打车费上千块,下一次馆子就够他们一个月生涯费,我们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
万幸的是,我的父母还有一张“里子”——我的姐姐,她在省城,衣食无忧,她把父母接到身边独特生活,给他们吃穿,带他们看病,陪他们聊天,忍耐他们的争吵和絮叨。姐姐可能没有那么多值得吹捧的头衔,却是一个渎职贴心的“小棉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甘愿牺牲的“里子”,才有了我这个逃出法网的“面子”。但是,我越来越不能谅解自己,尤其当父母六十岁当前,当父母的父母接踵离世后,我越发意识到他们的孤单无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个子女,每一个也都是不可替换的,我不该以任何理由推辞义务。
“今生还能和父母见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岁,你每年回家见一次,还能见多少次?”这条微博在网上广为传播,每个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数字,每一个数字都惊心动魄。亲情在倒计时,永别仿佛近在面前。
姥爷去世,我和父母踏上北去的高铁,列车长啸,以300公里的时速追赶猝亡的白叟,追赶逝去的亲情。此刻,我的父母已成孤儿,他们只剩下我们,而我们已经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机上静静记下:平生第一次,我发明了比性命、恋情、正义、写作更主要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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