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我的大学（13）
第四章：《知音》，给了我光荣和幻想的地方
（四十二）
【一棵无根的萍草，可以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温和环境，更需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命运。】
始终以为，"萍"是个十分漂亮的名字，又好写又难看，还好听。可是，当我回想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却赫然发现--我的命运，就是萍的命运。毕生漂泊着的萍的命运。从江苏到安徽，从安徽到上海，从上海到武汉，逆流而上，戗风而行。而萍草，普通来说只能顺流而下，中流砥柱的。而我却偏偏相反，也许正因为我逆流而上的性情，才使自己到达了人生的"上游"。而我达到的每个地方都濒临长江，这不得不让我相信，我命中注定离不开水,经典语录，离不开漂泊。
这让我想起刘德华的一首歌《我和我追逐的梦》，其中有几句歌词特殊感动我--漂流已久/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怒和欢喜都不能由我……
这首歌有点感伤，却十分合乎我的心情。只是刘德华与他追赶的梦终极"擦肩而过"了，而我，却紧抓梦的手，直至将它变为事实。
现在，我流浪到了武汉，这个我一窍不通的地方，会是我最后的栖身地吗？我是否还会持续漂泊？所有都是未知数。
而我最大的长处是，无论漂流到哪里，都能即时生根发芽。一棵无根的萍草，可能逆流而上已经十分不易，如要生根发芽，不仅需要合适的水平和环境，更须要坚韧的毅力。我相信：毅力，能让河流扑进大海，能让水滴穿过顽石，能让人拧弯运气。
到了《知音》才知道，我面临的挑衅比我的想象要严格得多。《知音》编辑至少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硕士研究生更不在少数。无论是专业常识还是工作教训，我都一片空缺。我以前只是写作，不会编辑，也没有作者，一切都必需从零开始。试用期只有三个月，我必须在这三个月里，冲破自己。
刚来时，单位一时没有适合的宿舍部署给我，于是，单位斜对面的一家"建材招待所"成了我的常设宿舍。我的一日三餐，根本上都是在邻近的小吃摊上解决的。武汉的饮食受湖南和四川的影响，有点偏咸和辣。一开端，我怎么也吃不习惯，要晓得，在上海，是连咸菜也要放糖的。但我兴许本性是个随遇而安的命，很快便习惯了吃又干又硬的武汉有名小吃热干面，1.2元一碗，一个月下来，体重显明增添。吓得再也不敢每天吃了。
我每天凌晨七点钟便起床，洗漱结束，到楼下吃早点。而后走上两分钟的路，便到了知音大厦。单位划定8点钟上班，以签到为准。中午11：40放工，下战书2：30上班。考勤有严厉的规章轨制。所以，《知音》杂志社严格的治理系统在期刊界交口称誉。常常会有一些兄弟单位慕名前来取经。
在三楼正对楼梯的大办公室里，已经支配了我的办公桌。地位十分幻想，对面就是高高的梧桐树。在尔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每年都以对面的一幢大楼为尺度，目测梧桐每年又长高了多少。我刚进《知音》上班的时候，从我的座位处，刚好可以看到梧桐树的树梢与对面招待所的房顶平齐。过了一年，它们就超过了招待所的房顶。我看着它们疾速而惊喜地成长着，它们也看着我辛苦地工作着。
那时单位还没配电脑，所有的稿件在修改后，都必须抄写一遍，如果主任修改过了，还必须再抄写一遍，这样才能便利主编阅读。有些编辑自己抄不外来，就花钱请一些大学生、退休老师抄写。两块钱一千字。那些年，《知音》编辑们不知为多少勤工俭学的大学生们供给了轻而易举挣钱的好机会。
第一个月，我一篇稿子都没有。编辑部主任关前（现为《知音·海外版》履行副总编）指导我，先把《知音》往年的合订本猛读一遍，充足了解《知音》的栏目、作风、要求，以及懂得哪些稿件我们已经发表过，免得犯反复编辑统一稿件的初级过错。
于是，我找陈贫寒借了近三年的《知音》合订本，一篇篇当真啃读。实在，我在上海时，基础上每期必买《知音》，都是读过了的。但当初的读跟以往的读不一样了，以往读是离奇，现在读是研讨。一边研究一边做笔记。同时，我买来大批的哲学论著、文大名著缓缓地"消化"。这些，会有助于我将文章编纂得有分量、有深度。
第一个月，我基本上是在浏览和帮别的编辑抄写稿件中渡过的。帮别人缮写稿件有个利益，就是学习别人怎么修正文章，包含引言、小标题和编后的制造等等。这是最简略的"偷师学艺"了。
（四十三）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一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能力拯救自己！】
万事开头难，开头真难。
第二个月，编辑部主任关前带我出了趟差，到我熟习的上海与南京走了一趟。关老师给我先容了不少他的作者给我意识，我见了不少人，逢人就谦和地喊老师，就谈选题。也有两个作者允许给我稿子的。惋惜，一趟差回来，我仍然没拿到一篇稿子。后来才知道，那些作者，是不释怀把稿子交给我这个新编辑的，怕我浪费、挥霍了他们的稿子。
有一次，我打长途电话给上海一位在《知音》上发表过不少文章的某老师，向他约稿。某老师先不谈稿子的事件，却悠扬地问我："小赵啊，据说你学历不高啊，能到《知音》做编辑不容易吧？"我立刻谦逊地说："这都是《知音》给我的机会。"某老师话锋一转，"你以前素来没做过编辑的工作，你会编辑稿子吗？会做引文吗？会做小题目吗？"
这时，我依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快，这种问题，我虽然听得未几，但有如斯疑难的人一定不少。我说："任何人都不是生成什么都会的，只要肯学，就没什么学不会的啊！"
这个时候，我显著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笑，那笑与个别的笑不一样，是带着鼻音的、急促的一声"哼"，是那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不屑和藐视的笑。"知音这样下去，能办得好吗？"某老师像是自言自语说出了这句话。如果然是他喃喃自语就好了，偏偏让我听到了。我的脸"刷"地红了，我抑着气说："某老师，你忙吧，不打搅了。"我正筹备放下电话，某老师的话又传了过来："小赵啊，我跟你们那里的几个编辑都很熟，他们老缠着我要稿子，你嘛，我就无能为力了……"我说"谢谢，不必了"，敏捷挂掉了电话，我怕本人没长进的眼泪会掉下来了。
难怪我刚来时，关老师就对我说：好多人都看着你呢，你一定要好好干。
5月中旬，中心电视台《半边天》节目播出了以我为主的打工妹专题片。一时光，我的电话函件一直。人们都很好奇，无一例本地讯问，我是如何从一个只读到小学毕业的打工妹成为一名记者、编辑的。这些来信来电更加重了我的心理压力，现在不仅是少数的多少个人在看着我了，而是全国人都在看着我了。假如我几个月后因工作无奈开展，而被《知音》解雇的话，我颜面何在？后路何在？
深夜无眠。我咬牙对自己说：你必定要挺住！你没有退路！你自己的脑袋只有靠自己的肩膀扛！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才干抢救自己！
第三个月，我独自出差去了北京，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去北京，两眼一争光。北京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太大了，大得感到自己像个蚂蚁，每天只能在北京很小的一个角落里爬来爬去，还很难办成什么事情。
我是奔着北京几位和我同时加入过香港和泰国的笔会的作者们去的。我们在海外又是密切合影，又是谈笑自若，还商定我当前有机会去了北京，他们请我吃饭什么的。然而，我到北京之后，打了那么多电话，有些人不是说忙，就是说手头没有稿子，不好心思……只有严欣久老师给我介绍了十多位北京的写手。（）至今还记得，那位能够做我妈妈的严老师，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告知我一个个作者的电话，接洽地址等等，还亲身帮我一个个打电话跟作者先通了气。虽然严欣久老师也没给我写过稿子，但她的热忱辅助我至今难忘。有些人，固然只有泛泛之交，但他/她也许会让你铭刻一辈子。这就是人格的魅力！
因为没有经验，只管我频频出差，依然没有收成。有时组回一堆稿子，到报选题的时候，才发现都是不痛不痒的，跟其他同事的题材比起来，几乎是一堆垃圾。三个月眼看就要从前，我焦头烂额！
第四个月，我到安徽出差。那是我的故乡啊！我愿望在那里会有所播种。果然，家乡没有使我扫兴。回去后，我找到了芜湖市文联的王永祥老师和安徽省高等人民法院的张国军法官，他们又介绍我认识了芜湖政法委的王昌银老师。王昌银老师恰好早先写了一个案子，题材不错，凭直觉，我就感到是必发稿。果然，就是这篇我故乡产生的案子，翻开了我的编辑生活的第一炮。
对编辑来说，组稿比如买菜，菜买回来后，如何加工成一道道风味奇特的厚味佳肴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编辑出一篇好文章，不仅标题要凝练，引题要出采，编后要深入，更主要的是如何提炼出新鲜不俗的主题。这对我来说，都是需要下大工夫去学习的。好在，《知音》的领导们都很敬业而随和。当时的编辑部主任关前没少关照我，每月编稿期间，他都十分耐心肠教我如何改稿子，如何做小标题，如何写编后，如何把一篇题材新奇但写得很平淡的稿子编出新意来。
同样是乡村出生的雷总编也对我厚爱有加。每当稿子到了三审时，他发现某个稿子编辑没到位，他都会把编辑轮流叫进他的办公室，耐烦过细地为编辑讲授剖析这篇稿子的重点在哪里，该如何提炼主题。有好几回，我对一篇稿子失去信念的时候，雷总会这样我："小赵，你能到今天非常不轻易，我们都相信你会做个好编辑的，我们当初探讨是否录用你的时候，也恰是看中你身上那种能刻苦的精力和你的聪慧才智。只有你能下苦功，信任你会做得更好的。"耳提面命犹如东风拂面，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四十四）
【我可以设想，就在我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和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轻漂亮、生龙活虎的战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密意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到《知音》后未几，我就经历了一次人生中最刻骨难忘的采访。那就是1998年夏季那场百年常见的大洪灾。那时我刚到杂志社才三个多月。刚从安徽出差回来，如果我迟回来两天，那么就有可能被水堵在半路，回不了武汉了。那时，连《人民日报》都用《武汉头顶一缸水》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武汉的水灾之忧。
这时，为配合全国的抗洪救灾，杂志社决议加印抗洪特刊，紧迫差遣男编辑上抗洪一线抢采消息。陈清贫是第一个报名的。我也决定不放过这一次采访的机遇，急促跑到雷总办公室，自告奋勇恳求去火线采访。可雷总却怎么也不许可。他说为了保险，女编辑就不要下去了。可我坚定请求去。在雷总眼前，我表示出了从未有过的执拗。最后，大略是被我缠得没措施，雷总和胡总他们磋商后，决定仍是让我参加采访小组。派我去的地方是已经溃口的?洲湾。
当时，我是随原湖北省妇联主席（现为湖北省副省长）蒋大国一起去的?洲湾，时值8月，武汉那几天的室外气温高达40多度，我到?洲湾确当夜就病倒了，该逝世的偏头痛又犯了，头痛欲裂，喉咙不知为何也溃烂了，无法吞饭咽菜，喝水都像受刑。我用镜子照了照喉咙，发明喉咙里白白的，认为是白喉，吓坏了。当地的妇联干部到处为我找药，但也杯水车薪。妇联干部担忧我的安危，劝我在接待所里休息，或是回武汉去病院看病。可这是我第一次采访啊，我怎么能当逃兵，空手而回呢！我大把地吃着消炎药，天天硬挺着到处跑。
当时，招待所里还住着几位解放军某舟桥旅部队的官兵。我要求他们将我带进水里，配合我的采访。在我的软磨硬泡下，他们准许了。
那是我至今都无法忘记的悲壮刻骨的一幕：冲锋艇在洪水里突突地行驶着，我衣着橘红色的救生衣，战士们满脸肃穆，浑浊腥臭的水上漂浮着各种动物的尸体，有些动物的肠子都漂了出来。水面上不断擦过一座座屋宇的顶，那些高高的意大利杨树也只剩下一米来高的树梢，有几只大难不死的鸡凄凉地蹲在树梢上。我对战士们说："我们把鸡救回去吧。"他们摇摇头："不可以的，它们身上现在沾满了细菌病毒，带回去就是祸患。"我不禁为这几只可怜的鸡们哀痛起来，其实，值得哀痛的又何止几只鸡呢！
冲锋艇开到溃堤的处所时，我听到冲锋艇上的战士们小声地喊起了"杨德林""叶华文"的名字，声音消沉哽咽。我问他们在喊谁，他们说："是我们就义的战友的名字，盼望他们能听到呼唤，沉没起来，好把他们带回去……"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掉下来，是滚落下来的。战士们也一边喊着战友的名字，一边哭。冲锋艇上有四个人，四个人的眼泪成串成串地滚落着……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再也不什么召唤比这更悲凉刻骨，更让人揪心落泪的了！在咱们冲锋艇驶过的水面下，在深深的泥沙跟军车的压迫下，那一个个年青俊秀、龙腾虎跃的兵士已经长眠了！他们再也听不到战友蜜意的呼唤，再也看不到战友流泪的双眼了……
更刺痛人心的一幕是在一辆打捞起来的军车那里。那辆侧翻着的军车里灌满泥沙，在驾驶室里，赫然躺着一条未拆封的"红金龙"香烟。一位正在现场的舟桥旅军队的顾问含泪向我介绍："这是八一建军节那天，上级领导慰劳部队时给战士们发的，战士们没舍得抽，说是要美满实现这次抗洪抢险义务后才抽个畅快，没想到，他们永远也抽不上了……"
那四天，我持续高烧，没吃一口饭，全靠喝水。换在平时，病成那样的我确定会卧床休息的。但在那场悲壮的战役里，我的这点病痛与那些为抗洪牺牲的官兵比起来，就太微不足道了。
在采访抱树8个多小时而幸存的6岁女童小江珊时，我再次为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的坚强性命力而唏嘘。那个脑门大大的小女孩，可能由于每天被记者追着采访，已经一点也不害怕生疏人了。她站在我面前，带着点顽皮和好奇。无论我问什么，她都笑嘻嘻地答复，没有一点惧怕和悲伤。也许她还没意识到，在这场洪灾中，她的妈妈、奶奶和两个姐姐永远地去了。当我问到她，最后一次看到奶奶是什么印象时，刚还笑嘻嘻的小女孩突然噤声了，接着，眼泪挂上了脸颊，我十分懊悔问了这个刺痛幼警惕灵的问题，但是为了工作，我不得不狠心"逼问"啊……小江珊是眼睁睁看着奶奶被水冲走的，奶奶底本与她爬在一棵树上，但奶奶究竟老了，在洪水的冲洗与浸泡中早就没了力量，就在江珊喊奶奶再往上爬一点时，一个浪头却把奶奶卷进了水中，霎时间，敬爱的奶奶不见了……
我无法想象，这残暴而悲哀的一幕会在一个6岁女童的幼当心灵里刻下怎么的烙印？灾害是残酷的，更残酷的是灾害留给我们精神上的后遗症。
但愿小江珊能把这场恶梦尽快忘记，但愿她的人生从此安全快活！
5天后，我从?洲湾回到了单位。共事们一看我，就惊奇地说我又黑又瘦。陈清贫也回来了，他去了当时最危险的公安县，被围困在水中7个小时，差点就"光彩"了。后来我才知道，单位引导为了我的安全，才将我支配到已经溃堤、但与其它洪区比拟却绝对"平安"的?洲湾。其余几位男编辑也去了不同的洪区，采编回了不少感天动地的好素材。
很快，《?洲湾，勇敢悲壮的?洲湾》一文发表在了1998年《知音》第十期上，当我读到又我采写的那一段时，依然会泪流满面。
当年，我和陈清贫都被武昌区国民政府评为抗洪抢险进步个人。
这段特别的采访阅历成了我记者、编辑生涯中最最难忘的一次。它使我理解了什么是生命的张力，什么是爱的贡献，什么是世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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