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理学兴起在宋朝，被当成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则是在明朝。明朝的文官们在接受了程朱理学的长期教育和通过标准化的八股作文考试后，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奉若神明，其虔诚性和狂热性只有欧洲中世纪的教士可以比拟。除了四书五经，他们鄙视一切知识，除了通过科举的进士，他们鄙视一切人。
　　
　　明朝皇帝面对这群时刻以捍卫“天理”为己任的文人士大夫，其困难可想而知。汉唐宋三代都没有碰见这样的情况。由于文官集团是帝国的支柱，明朝皇帝又不象清朝皇帝那样能依靠旗人，所以在整个十六世纪，皇权和文官集团的斗争一直在别别扭扭中展开。由于皇帝拥有行政权，而文官拥有话语权，两者的斗争异彩纷呈，格外好看。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四位跟文官斗得热闹的明朝皇帝，他们是:
　　
　　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只能装哑巴的隆庆皇帝；坚决不上朝的万历皇帝。
　　
　　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
　　
　　明孝宗弘治四年，明孝宗的嫡长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正德皇帝诞生了。由于孝宗皇帝只有张皇后这一个妻子，所以朱厚照生下来不到半年就被立为太子，据史书记载，其相貌奇伟，面质如玉，再加上孝宗只有这个儿子（孝宗次子早夭），自然深得孝宗和张皇后的溺爱。朱厚照少年时喜欢骑射，孝宗想治国安民也少不得武功，就没有干涉。
　　
　　弘治十八年，孝宗病危，就把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叫到乾清宫，面谕道:“朕承祖宗大统，在位十八年，今已三十六岁，不意二竖为灾，病不能兴，恐与诸先生辈，要长别了。”并亲自握着刘健的手说:“东宫质颇聪颖，但年尚幼稚，性好逸乐，烦诸先生辅以正道，使为令主，朕死亦瞑目了。”有句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后来武宗行事果然不出孝宗所料。
　　
　　孝宗死后，年仅十六虚岁的朱厚照登上了皇位。少年天子自然要找点乐子。文官集团马上来了精神，奏折如雪片似的飞来，大学士刘健把它们集中起来，搞了个精装版，主要有五条内容:
　　
　　一、皇帝单骑出宫，不带随从；二、皇帝在宫内乱转；三、皇帝去北海划船；四、皇帝喜欢打猎；五、皇帝乱吃零食。
　　
　　然后，几位老先生把这份精装版奏折以关系到国家兴亡的郑重态度交给了武宗。
　　
　　武宗忍了一段时间，又去行乐，另一位大臣杨守随立刻苦谏道:“我听说皇上去西郊打猎、南城登高、还在宫中练兵，这都不是天子应该做的。”可怜的人，他一定没有读过《汉书》的《孝武本纪》，看看一千多年前另一位少年天子的作为。
　　
　　文官集团拿已经听腻说教的皇帝没有办法，于是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皇帝身边有小人，必须除掉这些人，国家才能生存。”
　　
　　武宗为太子时，已经宠信宦官刘瑾。刘瑾和他的七个朋友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称作八虎。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看不过去就上表弹劾。武宗将原奏发回内阁讨论，户部尚书韩文和下属讨论时，为天子被小人蒙蔽大哭起来，郎中李梦阳建议他上表弹劾刘瑾，韩文毅然说道:“汝言甚是。我年已老，一死报国便了。”
　　
　　于是两人一起起草了份奏折，又叫了不少官员在上面联名签字。等武宗上朝时当面呈递。武宗看完，不由的愁闷起来，退了朝不停哭泣，连中午饭也不吃了。踌躇了半天，派了司礼监宦官去内阁与大臣们商量，一日来回了三次，说自己准备将刘瑾等八人流放到南京。没想到大学士刘健推案大哭道:“先帝临崩，执老臣手，嘱付大事，今陵土未干，遂使宦竖弄权，败坏国事，臣若死，何面目见先帝？”谢迁亦正色道:“此辈不诛，何以副遗命？”于是大臣们群情激昂，非要将刘瑾等人处死方心满意足。
　　
　　武宗只好让太监向大臣们求情说:“各位先生忠君爱国，所言甚是，但这几个人跟我很久了，不忍心杀掉他们，这事先放一放。”大臣们坚决不肯答应。
　　
　　这事一拖延，很快被刘瑾知道了，八虎半夜去在武宗面前痛哭，说是有人诬陷他们，武宗相信了小时的玩伴，很快，上书的大臣除了李东阳以外，全被强迫退休，而朝政大权落到了刘瑾的手中。
　　
　　刘瑾是坏人是史书上有定论的，然而若是大臣们不坚持非将他处死而是流放的话，会怎样呢？
　　
　　刘瑾的好日子没过多久，正德五年，因为他牵扯到宁夏安化王谋反的事，被正德皇帝派宦官张永逮捕处死。
　　
　　正德二年，明武宗搬出紫禁城，在西华门内另起大宅，名叫“豹房”。里面住着的并非是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佳丽三千，而是武宗从全国各地区召集来的乐师、军官、道士、番僧等等，甚至包括一名葡萄牙人叫做火者亚三的。正德皇帝通晓音乐，他亲自创作了由多种乐器合奏的《杀边乐》；其另一种爱好是亲自和老虎搏斗，有一次被虎抓伤休养了一个月才好。
　　
　　但正德皇帝最喜欢的还是在宫廷里搞军事演习，在其宠信的边防军官江彬的支持下，在宫廷里操练的士兵最多达到了万人以上，正德皇帝经常穿着盔甲亲自带士兵们操练，呼喊声和炮声在紫禁城九门外面都能听到。
　　
　　正德皇帝白天练兵，晚上玩乐。文官集团对此忧虑万分，多次上疏劝阻，武宗一概不听。
　　
　　正德十二年。蒙古达延汗（又称‘小王子’）率领五万骑兵入侵。正德皇帝听说后准备御驾亲征，借此体会战争的实况，并且检验几年来练兵的成效。文官集团想起英宗的土木堡惨败，自然极力反对。正德皇帝富有想象力，既然那些老先生们说皇帝不能亲自上战场，于是正德皇帝任命自己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然后自己命令自己带军上战场杀敌。
　　
　　不过‘威武大将军’要出去也困难重重，首先是御史张钦不让他出关。他只好等了几天，等张钦去巡视白羊口时才微服出关。出关之后立刻命令边防军堵住关口，不许让任何文官出关相随。前后四个月，北京的臣僚几乎和皇帝完全失去联络。但正德皇帝并不是把国家大事丢下不管了，他的第二道命令就是北京官员们把应该递交的公文交给专使，由专使送到行营自己处理。
　　
　　十月，正德皇帝终于盼到了一显身手的机会。蒙古小王子部五万人前来与正德皇帝亲率的六万明军会战，正德皇帝非常高兴，亲自布置方略，同时命令户部拿出一百万两白银准备赏赐立功将士，户部却和皇帝讨价还价，最后同意拿出五十万两。
　　
　　应州发生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主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明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从阳和来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日暮正德皇帝与普通将士一起在应州城外临时建的军营里过夜。
　　
　　第二天蒙古主力又来，双方大小百余战，武宗在前线的战车曾险些被包围，两军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此次明武宗率军队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正德年间再没有来过。
　　
　　正德皇帝兴高采烈的回到了北京，把俘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官门之前作为战胜的证据。还特制了纪念这次不世之功的银牌，上附各色彩带。但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文官集团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据《明史》记载，明军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而仅仅杀敌十六人。
　　
　　正德十四年，皇帝打算去江南游玩一次，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激烈反对，皇帝被激怒了，甚至动用了廷杖，但最后还是取消了计划。
　　
　　没想到几个月后传来消息，江西南昌的宁王造反，正德皇帝听到后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这位酷爱舞刀弄枪的万岁爷总算找到一个机会可以率兵打仗了，于是决定御驾亲征，可是出了北京不远，接到快报宁王已被地方官王守仁（即王阳明，我国历史上著名哲学家）擒拿，没必要皇帝亲自动手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一次机会，哪能放弃？他毫不理会，照原计划南下，于是在“御驾亲征”的名义下，去锦绣江南闹了一年。
　　
　　正德十五年，朱厚照在淮安府清江浦模仿渔民打渔时落水染病，第二年死在了北京。
　　
　　不能认老爸的嘉靖皇帝
　　
　　正德皇帝如果生在别的时代，他性格中好的一面也许能发挥出来，掩盖住他的缺点。但他偏偏生在了程朱理学昌明的时代，被当做昏君载入史册。他没有留下一个子嗣，也没有过继任何一个侄儿辈作为儿子。皇位继承问题出现了危机，群臣商议，将他皇族的一位堂弟从封地湖北钟祥弄到北京，作为朱厚照老爸的过继儿子继承大统，是为嘉靖皇帝。最后才闹出了把整个大明朝廷折腾得天翻地覆的“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是嘉靖朝最重大的一项政治事件，内容说明白了也很简单，就是即位后的嘉靖皇帝朱厚?称自己的伯父孝宗为父亲还是伯父？称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父亲还是叔父？
　　
　　这看起来好象是废话，再糊涂的人也能够搞清楚自己的老爸是谁，可是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要求“名份”必须正确，名份不正，王位合法性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都要受影响。中国外国莫不如此，有心者可以研究一下，红楼梦中探春为什么不肯认赵姨娘为母亲？欧洲国王的私生子为什么不能继承王位？朝鲜庶生子为什么连叫亲生父亲“爸爸”的资格都被剥夺。
　　
　　言归正传，武宗死了后，内阁大臣杨廷和等人起了遗诏，以正德皇帝的口气，让武宗的堂弟弟，远在湖北安陆府的朱厚?“嗣皇帝位”。可当时15岁的嘉靖帝说，我是来做皇帝的而不是来做皇子的，坚决不干，宁愿不进紫禁城，这下大臣们没办法，只好折衷一下，让他从大明门进，以朝见太后即武宗的皇后嘉靖的堂嫂为名进宫。
　　
　　却说世宗即位后才过了六天，便下诏议祭祀兴献王，讨论应上尊号。礼部尚书毛澄因为事关重大，就到内阁中向大学士杨廷和请教。杨廷和道:“足下不闻汉朝定陶王、宋朝濮王故事么？现成证据，何妨援引。”毛澄诺诺连声，立刻出来会合公卿台谏诸官，一共六十余人，联名上奏。他们认为嘉靖帝是首先过继给伯父即已死去16年之久的孝宗做儿子，然后因为他的哥哥武宗死了没有后代，他才获得即位的资格。这样自然要称孝宗为爸爸，改称自己的亲爹亲妈为叔父叔母。
　　
　　奏议一上，世宗看了勃然变色道:“父母名称，可这般互易么？”命令发回再议。
　　
　　嘉靖帝认为自己只是继位，而不是过继给伯父当儿子，即“继统不即嗣”。嘉靖的理由也很充分。他不可能给自己的堂哥哥当儿子吧，那么又凭什么拐个弯一定要给死去的伯父当儿子？伯父这个长房已绝，自己的爸爸也是宪宗的亲儿子，自己是爷爷活着的孙子中年龄最大的，当然有资格自然继承爷爷传下来的江山，为什么非得给伯父当儿子，才有资格？
　　
　　但文官集团不肯撤消自己的意见，皇帝的圣旨批示被大学士杨廷和原样封好送回，再批再送回，如此一共封还圣旨四次。同时，仅杨廷和一人就在同期发奏章大约三十份，要求皇帝认可文官们的意见，嘉靖皇帝无奈下有屈服的迹象。
　　
　　但是，这时候半路杀出一人，使局面急转直下。
　　
　　正当明世宗无可奈何时，进士张璁独自上了个奏折，引经据典，来说明应该把兴献王尊称为皇考。嘉靖帝一看自己的想法有了理论基础‘龙颜大悦’立刻命司礼监宦官带着张璁的折子给内阁大臣看，说:“此议实遵祖训，拘古礼，尔等休得误朕！”杨廷和将折子一瞧，冷笑道:“新进书生，晓得甚么大体！”把折子又还了回去。明世宗很不高兴。
　　
　　这时候兴献王妃蒋氏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已到了通州，听说朝廷上的议论后，愤慨的说:“是我亲生的儿子，为什么要认别人做父母亲？”不肯再上京了。于是嘉靖帝和文官集团又争论了很久，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把尊谁为父的问题先搁一下，而把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尊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尊为庄肃皇后，嘉靖皇帝的亲生祖母皇太后邵氏尊为寿安皇太后，母亲兴献后尊为兴国太后。暂时平息了争论。
　　
　　嘉靖二年，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忽然上奏，请嘉靖皇帝改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明世宗见了大喜，召见桂萼和张璁，将旧话又重提起来。杨廷和见势头不好，就要求退休了。北京城里的官员们听说后更是激动。给事中张?等人立刻弹劾张璁和桂萼两人有罪，大臣们纷纷跟着行动。于是张?把大臣们的奏章汇集起来送给刑部，让他们把张璁等人罪名预先拟好。尚书赵鉴回答说:“若是皇上降旨定张璁他们的罪，马上就把他们杀了。”嘉靖帝听说后大怒，下旨把他们痛骂了一顿，立刻提升张璁和桂萼为翰林学士，翰林院随即炸了锅，翰林学士们表示不愿和张璁等人为伍，辞职信不断的飞到紫禁城里。
　　
　　嘉靖帝见事情越闹越大，反而决心干到底，现在他觉得这个问题已经关系到他这个皇上有没有威信，将来说话文官们听不听的程度上来。
　　
　　于是示意张璁等人再上奏折，坚决要将孝宗改称皇伯考。
　　
　　但他还是低估了文官集团的胆量。大臣们得知嘉靖帝的计划，群情激昂。尚书金献民、少卿徐文华立刻说:“我们的奏折皇上一直不回答，肯定要改称孝宗为皇伯考了，此事不可不争。”吏部右侍郎何孟春义愤填膺:“宪宗的时候，议论给慈懿太后的徽号，大臣伏阙力争才挽回，今天又得这么办了。”大臣杨慎但觉一股浩然正气从心里直冒出来，振臂高呼道:“国家养士百余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于是大臣们一起说:“万世瞻仰，在此一举，今日谁不去力争，大家一起讨伐他。”于是集中了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有九卿二十三人，翰林二十二人，给事二十人，御史三十人，诸司郎官及吏部十二人，户部三十六人，礼部十二人，兵部二十人，刑部二十七人，工部十五人，大理寺属十二人，都跪在左顺门外，一起大呼高皇帝和孝宗皇帝，声震屋瓦。明世宗在文华殿听到声音，立刻派人劝说大臣们散去，大臣们根本不加理会。尚书金献民还把这件事告诉了内阁。大学士毛纪、石?马上也去左顺门跟大家跪在一起。
　　
　　从早晨到中午，嘉靖帝多次派人劝说大臣们不要再闹，没人理他。明世宗终于大怒暴怒加狂怒，命令锦衣卫逮捕带头的丰熙、张?、余翱、余宽、黄待显、陶滋、相世芳、毋德纯八人，一律扔进监狱。杨慎、王元正于是摇晃着大门大哭，群臣们一齐哭号，振荡宫殿，全北京城都轰动了。明世宗愈怒，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命记录所有这些大臣的姓名，抓住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只有大学士毛纪、石?，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等，命令退下等待处理。然后流放带头的八人，四品官以上夺俸，五品官以下廷杖，编修王相等十六人，因杖受伤，先后毕命。
　　
　　大礼仪事件终于告一段落，嘉靖皇帝借用暴力手段才压服了群臣。但嘉靖皇帝和文官集团的裂痕，永久种下了。
　　
　　嘉靖皇帝自从大礼仪事件后，对文官集团始终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加上自己对道教的兴趣越来越大。于是在嘉靖年间的中后期，明世宗不再上朝，他将日常行政事务全部交给自己信任的大臣（夏言、严嵩、徐阶），但自己仍然牢固掌握着军国大事的最后决定权。
　　
　　不过明世宗迷信道教却意外地为中华民族增添了新的光荣，因为明世宗道士掌管了太医院，一位刚进太医院不久的医生愤而辞职，云游四海去写他的医学著作，这个医生就是李时珍。他在世界医学领域和生物学领域内的地位，比起和他同时代的韩国‘大长今’也高不了多少，也就千儿八百倍吧。
　　
　　但世宗并没有在求仙炼丹中平静的过完一生。在其晚年，一个默默无闻的户部主事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了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奏疏。奏疏中指出，他是一个虚荣、残忍、自私、多疑和愚蠢的君主，举凡官吏贪污、役重税多、宫廷的无限浪费和各地的资匪浅炽，皇帝本人都应该直接负责。皇帝陛下天天和方士混在一起，但上天毕竟不会说话，长生也不可求致，这些迷信统统不过是“捉风捕影”。普天下的官员百姓，很久以来就认为你是不正确的了。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天给他惩罚。
　　　　
　　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叫“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但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点或者更软弱一点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使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政府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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