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是指1900年（庚子年）以军事行动侵入中国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美利坚合众国、日本帝国、意大利王国、奥匈帝国的八国联合军队。前期由英国海军将领西摩尔率领，开始时总人数约3万人，后来有所增加。此事件最后以大清王朝战败，联军占领首都北京、清廷政府逃往陕西西安，谈和后清朝付出白银4.5亿为终

原本是一盘散沙的八个国家，各怀着扩张心思相互监视着着对方，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一场民间运动最终联合在了一起，这脆弱的联盟也很快因为各自的利益而走向瓦解。

　　公使团5月20日联席会充满火药味，金发蓝眼的德国公使克林德释放了他致命的爆脾气，这个具有日尔曼血统的47岁男子，再也不想听公使们发动海军示威、派海军陆战队护馆之事争论了。他站起来号召另外十个国家“大家都把底牌亮出来吧，我们谈些实质的问题，中华帝国行将崩溃，我们把中国瓜分了算了——你们都想得到多大地盘？”

　　克林德以为自己说出了各国公使在心中盘桓多时而没敢说的话，时至1900年5月20日，驻进北京东交民巷的十一个国家，虽然都在中国各划地盘，但还真的没有人在言语或文字中明目张胆地提出“瓜分”一词。他们对中国时局各有自己一套盘算，既得利益在眼前，谁也不想一下子打破这个格局，所以，面对起事数月的义和团运动，公使团内部仍然是一盘散沙。

　　摸不透的底牌

　　德国外交大臣发来电报，严厉批评了克林德。英公使窦纳乐注意到，此后一段时间，克林德一直很抑郁，几次聚会他都不再多言。

　　这段时间窦纳乐话也不多，他曾经想面见慈禧，跟中国太后陈述变法与否的利害，被英国外交部阻止了。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次官伯蒂在6月初和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尔德的密谈中透露了英国政府的担忧：法国和俄国对中国有着更大的企图。但伯蒂并没有告诉哈茨菲尔德，他自己正处在犹豫之中，要不要向英国政府提出改变对华政策呢？公开支持光绪的维新？反正他本人对慈禧不抱信心了。在他看来，直接干涉中国内政，除掉已经当国40年的老太后才是英国利益所在。

　　从窦纳乐的英馆往南两三百米，就是俄馆，俄驻华公使格尔思是私下里与中国政府和官员接触最多的人，窦纳乐知道这位邻居是个两面派。拳乱以来，公使团就已经相约，不再单独与中国官方联系，要么就以公使团全体成员的名义照会或沟通，但是格尔思不怕惹众怒，经常秘密约会中国总署大臣。公使团里几乎所有人都对格尔思和他的国家存有疑心。

　而俄国人眼里中国东北广大地带，同时也一直存放在日本人的心中，尽管这块土地的面积远远大于日本国土。这就使得日本人更不敢掉以轻心，俄国的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日本？冷静的日本公使西德二郎是公使团中少有的研究中亚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考察中亚地区和中国的新疆。他一直按兵不动，相机行事。具有东方温雅男人长相的武官柴五郎是日本最早的中国通，他曾经一脸忧郁地分析过：中国国势衰微，西方以租借的名义或干脆掠夺走一部分土地，加之大批传教士涌入，对教民实行法外保护，从而使教民有外国势力可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为此，本为无害的义和团一变而为激进排外主义集团”。（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

　　对于他所言“本无害的义和团”，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道成教授，使用了“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是双刃剑”这样的判断。

　　相互钳制

　　西德二郎和柴五郎很清楚，同为在华既得利益者，西方人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虽然在战略上没把日本人看在眼里，但是公使团却在任何“一城一池”的得失上，盯死了日本。

　　最突出的一件事是甲午战争后，俄、德、法这些老牌得利者为了遏制日本在华势力的发展，曾联合迫使日本放弃了《马关条约》中规定的中国割让辽东半岛，这件记入历史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以俄、德“劝说”日本有功，渔利胶东半岛而结束。

　　英馆离其他几个馆有着一条御河的间隔，英馆能看到另外十个国家，相互眼睁睁地瞅着，谁也不想让别人多咬中国一口，要咬，大家一起咬。要攻，群起而攻之。这就是1900年的列强与中国的关系。列强，在当时并不具有贬意，而是像“诸位”一样，是个中性名词。

　　在窦纳乐看来，中国的利益就是英国的。沙俄在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清政府，而是占有长江流域的英国人。深得中国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一直想联手英国对付俄国，看起来很像三十六计中的第二十三计“远交近攻”。

　　除了俄国，窦纳乐眼中还有一个敌人，就是德国。德国强租胶州湾时，英国无法像迫使日本“还辽”那样强迫德国，但他也不甘“落后”，马上借了威海卫才觉得不致于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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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这种相互钳制，限制了任何一强在中国的肆意妄为，并促成了他们在重重矛盾中寻求统一，没有统一步调谁能单独挣脱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谁又能进一步获利呢？

错把中国当非洲

　　在对20世纪初中国的看法上，分歧重重的列强很快就得到了统一：中国和当时的非洲一样落后，跟中国人说话可以直接用大炮。

　　留着两撇超长八字胡的开罗总领事窦纳乐上校1896年接到伦敦的调令，就任驻华公使，这是一项跨级的擢拔，窦纳乐很乐意接受。但是一到中国，他就发现跟总理衙门的交往很不愉快，跟这些人没有什么好谈的，他用父亲对儿子的口气指点总理衙门的大臣和章京（文书）。在他1896年给伦敦的一份电报上记录着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欧洲或者任何文明国家的统治者都不会像这些人（指清廷）一样管理国家。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文明国家实在是大错特错”。具体到对华政策上，直接拿大炮来校正桌面上行不通的交流。

　　窦纳乐公使对中国的看法和言行，令他的同胞、被中国聘为“客卿”的总税务司赫德痛心疾首，这位已经在华工作了46年的老中国通认为，窦纳乐的任命值得关注了，“我辈之人多年来将中国人视为有文化和文明之民族的努力将被窦纳乐击败，因为此人对东方一无所知，而其工作方法是基于对付尼格罗人(Negroid，黑人）的经验”。

　　简单粗暴的念头占领了窦纳乐的理智，以至于后来处理传教国在中国引起的民教冲突时，调兵成为他唯一思维。英国政府一直想拉回这头想要脱缰的马，在1900年5月底，英国外交部还来电指示他：不要挑头，不要多说话，凡事让别国公使牵头就是。

　　1861年自英法和中国签订《天津条约》后，各国开始向中国派驻领事机构，后来逐步升级为公使馆。在此后30年的国际政治风云中，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资本投资代替了贸易，在中国经商被投资能源业、铁路并从中国抽血所代替。最终打破远东平衡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的结果，给西方列强打了一剂强心针，他们对华政策从此变得激进起来。

　　最直接的表现是，甲午战争前后在华工作数十年被称为“中国通”的第一批各国公使，相继调离中国，窦纳乐接替了在中国工作过15年的前任欧格纳。

　　德国调走了在华工作33年的巴兰德，取而代之的是非洲事务专家申克和海靖，两年不到，同为非洲事务专家，1899年克林德男爵接替了公使的职位。

　　1900年之前陆续来华的，还有意大利公使，跟窦纳乐和克林德一样，两位走马灯一样出场的意大利公使都来自非洲，对中国当时的国情不甚了了。

　　这些对中国一无所知的公使，都有一个职业爱好，就是相互琢磨，在提交给本国的报告中，对他国的分析比对中国的分析多得多。

误会的产生

　　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义和团时，窦纳乐很快就找到了与美、法、德、意四国的另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保护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民教冲突刚开始时，公使们并不认为事态真像传教士们呼吁得那么严重，窦纳乐也觉得主教们过于夸张了。

　　法国人樊国梁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执掌北京西什库教堂30多年。西方要员来京，都会因其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去拜访。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跟清廷要到了二品顶戴。

　　窦纳乐从3月以来，郁闷了一阵子，3月10日公使团扬言联合海军示威，伦敦得知后，批评窦纳乐擅自任公使同盟领导很不当，伦敦不愿意在传教问题上和中国动武。

　　但是在兖州传教的德国人安治泰和北京的樊国梁不断向公使团和政府上报各种民教纠纷和教民死伤情况。他们上报的数字，总是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地肆意夸张。安治泰从1890年代开始，就秘密地为德国政府服务，梵蒂冈和他所在的“圣言会”曾多次提醒他，不要陷得太深。他反而到处吹嘘，自己已能将清廷玩于股掌。

　　用拳民备战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5月12日又发生教案。教民遇难5人，樊国梁先是称68名教民遇难，后称“被杀无数”，他还说拳民高举“奉旨作战”的旗帜。这句话消除了公使团在召护卫队进京问题上的心理障碍，它说明抗洋是有政府支持的。为平息“高洛大屠杀”，清政府派练军分统杨福同前去增援，没想到22日杨福同就被拳民杀死，还伤亡十数士兵。

　　公使团的关注点不在杨福同被杀上，也看不到官逼民反。他们揪住高洛村传说中的死伤无数和“奉旨作战”。认定中国政府是拳民的后台，要驱逐传教国。

　　5月20日联席会议终于召开，集中讨论樊国梁那些充满中国政府阴谋论的信件，而结果是需要护卫队进京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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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26日的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法使再度用樊国梁的消息提醒洋人将要面临的灭顶之灾，克林德说期望中国政府采取行动或调兵进京护馆，只能基于中国政府还能继续存在这个前提。窦纳乐对此话的理解是，瓜分中国的时机已经到来。最后这次联席会终于达成协议，不再举行海军示威，直接调兵进京。

　　从后来发生的一切来看，局面就从这里开始，一步步走向不可挽回。进京的卫队，使得清廷高层更加不安宁，继续增援的西摩将军又受到了义和团的抵抗，变成了“找不到的将军”，为了西摩安全撤退，海军又攻打了大沽炮台，清廷感到被逼只能宣战，而且，用了洋人最怕的拳民。

不能让别国抢头功

　　在北京领着公使团出头露面的窦纳乐，根本不知道女王并不想让他留在北京冒险，81岁的女王6月9日写信给首相，说既然联军要进北京了，公使就没有必要冒着生命危险留守北京。但首相明确告诉女王，窦纳乐如果回英国，那北京就成了俄国人和法国人的天下了，所以窦纳乐就必须坚守北京。

　　西摩当然知道津京一带地面上不好走，但是他必须先带1000多人火速赶到北京，否则就会被俄国分遣队人高马大地占了先机。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早就强调，绝不能让俄国人占了华北。而法德分遣队得到的命令是，不能让俄国人抢头功。

　　窦纳乐没有料到，6月10日，由于拳民奋力地扒铁道，西摩那五列长龙般的火车气宇轩昂地搁浅在距北京20公里以外的廊坊，最后就连退回天津都需要海军通过攻占大沽炮台的战役来助其完成。正是西摩远征军这次失败，加强了清廷必胜的信心。他们没有算一下，廊坊一役的代价是，西摩联军死10人，而拳民加官军共死400多人。

　　考虑到京城以外，在不知道方位的某个近处，“找不到的西摩上将”（Seenomore）和他一千多人的队伍，驻在天津的领事团开始讨论如何给远征军解围。

　　挑起战火的通牒

　　德国海军上将班德曼首先指出了控制天津和大沽的必要性，但俄国对此很忧虑：如果不对中国宣战，此类行动在国际法上无法解释。但是第二天在俄领事馆召开的联席会上，各国只讨论军事取胜的问题，国际法不再有人提及。

　　窗外，天津望海楼教堂刚刚被焚毁。法国一改此前的犹豫，支持了德国对大沽炮台动武的提案。最后为了证明是集体决议，大家按官阶高低一一签字。时间是16日上午9时。

　　一个几能推翻清王朝的军事行动，以最后通牒的方式通过了，为了绕过国际法的制约，最后通牒用领事团法国总领事杜士兰的名义发出。该通牒要求中国在6月17日子夜之前正式回复。凌晨两点之前撤出大沽炮台。

　　历史在这里又抛下一个迷团，这份要求17日子夜前给出答复的通牒，直到17日凌晨5点才送到直隶总督府。此时大沽炮台已打响了几个小时。这显然是外交欺诈。尽管俄国在16日晚9点曾递交过一份通谍，在联军布置妥当舰艇布局之前，几乎不给中国留出备战时间。大沽炮台在几个小时后的早上8点失守。

克林德之谜

　　公使团的强硬、大沽炮台危在旦夕（其实17日已陷落，只是还没报给朝廷）、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惹了民愤，清廷在维持和平的前提下，准备遣散拳民，确实孔武有力者招入部队。

　　但也就在刚刚要解散拳民的这个午夜，慈禧太后收到了一份洋人要向其逼宫的假情报，于是，“朝令夕改”，义和团不散解了。使出了还算克制的最后一步棋——19日下午5时，窦纳乐、其他公使以及赫德都收到了驱逐照会，他们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24小时内离开北京，最后时限是20日下午4时整。

　　是按驱逐照会上要求24小时离京，还是抗议或等死？只保外国人还是保教民？公使团争论不休之时，脾气最爆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突然站出来指责公使们的胆怯，他最能“打动”人的一句话是中国提供护送的卫队不可靠！但窦纳乐、格尔思甚到萨瓦戈都认为，克林德在危急关头仍不愿走，是因为他觉得推翻太后执政瓜分中国的时刻终于来到！

　　第二天，在长达6个多小时的辩论之后，窦纳乐在中国最艰难的一次会议终于在推翻了各种方案后定局：各公使馆分别向总署提交内容相同的照会，在延长离京期限的条件下接受最后通谍。另外，20日公使们要会晤总署的主要大臣，要求派几位大臣亲自护送公使团出京。

　　有10个国家的照会都遵照以上原则统一书写，唯一不同的是德使克林德，别人是要求中国迅速做出答复——不敢再刺激中国；只有他写明，20日上午9点到总署会晤大臣。

　　20日上午8点窦纳乐来到法使馆参加联席会，一个小时后中方无反应，公使们又开始怒气冲天，窦纳乐向他们解释说，中国官员没有晚上加班的习惯，昨天的照会，他们可能还没看到。克林德发了他此生最后一次脾气，要求大家跟他一道去集体抗议。9点半联席会休会期间，克林德怒气冲冲地跑回法使馆斜对面他的德馆，带上他的已装上6发子弹的左轮手枪，拉上翻译柯达士，各乘一顶红绿呢子的外交人员小轿，冲出东交民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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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分钟后，轿子里的克林德在东单被一枪毙命。此地离他要去的东堂子胡同总署还有几百米。他自己的左轮手枪中还剩五发子弹，谁先开枪至今是迷。

瓜分不掉的中国

　　克林德之死令公使团坚定了以下想法：他们从北京撤天津的路途充满谋杀，他们不离开北京了，各国一定要派大兵压境才是解决之道。这一判断成为整个义和团战争的拐点。

　　克林德死后，窦纳乐和公使团成员很快就得到答复，同意延期离京，但是由于京城已不太平，公使就不要到总署来商谈了。窦纳乐甚至来庆幸了一下“德使被戕一事迫使中国政府提高警惕，将政策向和平方向引导。”

　　正如清廷中的温和派无法改变自己被推到菜市口处死的命运一样，总署对于公使团延期离京的回复无法改变主战派的决定，按照驱逐照会中的最后时限，20日下午4时，围攻东交民巷的战斗正式打响——这天下午，大沽炮台失陷的消息终于传到北京，这场由民教纠纷引起，在连续半年的沟通障碍、猜疑误会、你骄傲我蛮横、各方内部矛盾你争我夺以及一连串的外交努力被打砸之后，打还是不打，已经没有人再“庭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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