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乃北宋名相,为人豪放而洒脱不拘,为官正直而气度不俗,敢于犯?直谏,不畏强权,为世人敬仰。大家知道,北宋澶渊之盟前后,幸亏这位名相处变不惊,力挽狂澜,坚持真宗亲征,宋军得以略挫辽军锐气,最后签订城下之盟。百年后就有宋人说:“当年若无寇准,天下已分南北矣!”如此一位功臣,最终却落得贬死岭南的下场。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悲惨的结局?寇准自己的行为应承担多少责任?宋真宗、刘皇后及王钦若、丁谓诸人又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太宗朝,寇准已为参知政事(副相)。一天,上朝奏事,寇准所言与太宗之意不合,太宗一怒而起,准备退朝回宫,寇准却上前牵住御衣,要皇帝冷静坐下,继续议事。过后太宗细细回味其过程,不觉大加赞赏:“朕得寇准,犹李世民(唐太宗)之得魏征啊!”
真宗即位后的第七年,即景德元年(1004),寇准拜相执政。适逢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侵边,来势汹汹,直逼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举朝惊恐,主守主战,纷纷不决。寇准力排众议,坚决主战。某天早朝,参知政事王钦若提出请皇上驾幸金陵(今江苏南京)暂避,签署枢密院事陈尧叟建议皇上避难成都。真宗征询寇准意见,寇准厉声回道:“若采用此二策,则人心崩溃,敌骑深入,天下还能保吗?何人为陛下画此策,臣请先斩此人祭旗,然后挥师北伐。”王钦若在一边听得面红耳赤,低头不敢作声。寇准又提名王钦若出判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去守前线重镇,王钦若没法推辞,只得上路,心中却记下这笔账。
在寇准的要求下,真宗同意御驾亲征,率军直抵澶州。皇帝亲临前线,士气大振,加上号令严明,将士用命,开仗之初就射杀辽军大将,略挫敌军锐气。但在真宗厌兵求和的懦弱态度促使下,没能按寇准的强硬主张坚持下去,终与辽国签订屈辱的澶渊之盟,以三十万岁币,换来北方边境的暂时平静。
正当真宗为此战“亲征”有所成果而感到庆幸,对寇准也敬重有加之时,主钦若经过深思熟虑,开始挑拨离间。一天,真宗目送寇准退朝,王钦若在一旁问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是否以为他对社稷有功呢?”真宗点头称是。钦若又道:“澶州一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寇准为有功,臣实不解。”真宗愕然,顿问何故。钦若答:“陛下贵为天子,却与外夷作城下之盟,此《春秋》所耻。寇准逼陛下亲征,犹如赌博,输钱将尽而孤注一掷,陛下乃寇准之孤注,逼陛下为如此危险之事,寇准何功之有!”几句话就把真宗说得面颊发青,闷郁不快,自尊心被扫尽,对寇准的敬意和眷宠也随之降格。
同时,寇准在战后有意无意居功自得的架势,也令真宗老大不快。自此,真宗待寇准日渐疏远。不久便罢去其相位,出知陕州。而王钦若却靠此类手段,再次被用为执政。此人貌状矮小,且颈项中有瘤,一幅怪样,时人称“瘿相”。
天禧元年(1017),全国正沉浸在“天书”、封禅等的迷信闹剧之中,寇准在判永兴军的任上,其属下军官巡检朱能,伙同朝中宦官周怀政,伪造“天书”,想通过寇准上呈,以得皇上恩宠。寇准喜其附己,不辨真伪与忠奸,便忘乎所以地以地方长官的身份上奏朝廷,称有“天书”降乾?山中。一些大臣以为此乃奸臣妄诞,以蛊惑天聪,却不解原来并不相信“天书”的寇准何以会一改初衷。然而真宗已入迷狂状态,宰相王旦也觉得应该让寇准奏上来,所以朝廷下诏,令寇准马上回京奉上“天书”。
入朝临行前,有门生劝寇准说:“你若称病,推托不去,实为上策。若入京见驾,便揭发此天书乃奸人伪妄之作,尚可保全平生正直的名声,其为中策。若由此再入中书拜相,自堕志节,恐怕最为下策。”寇准听了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入京奉上“天书”。真宗大喜,正遇王旦离世,王钦若坐事罢职,天禧三年(1019),寇准再入中书为相。
寇准二度入相,丁谓也再任参知政事,寇准与丁谓原先关系不错,所以曾向宰执推荐过丁谓的才能。丁谓虽博学多才,然狡诈过人,善于揣摩奉迎,智谋而奸邪。某夕,中书用餐,寇准饮羹污须,丁谓殷勤至极,起身为他拂拭干净,哪料寇准并不领情,略带酒意地戏语道:“参政乃国家大臣,难道是为长官拂须的吗?”一句话将丁谓说得无地自容,面颊青一阵,红一阵,心中好不懊恼,由是暗怀敌意,伺机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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