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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盛夏，汉水之上发生了一宗抢劫案。

被劫的人是个年轻书商，自称来自福建，船中满是书籍和杂货。这位书商看到劫匪却不慌乱，从容对答。他对劫匪的头目赵某道：“观公状貌，当系一方豪杰，何以不掠富豪，而劫余小商人耶？余殊为可惜。”

赵某见这位少年书商临危不惧，甚觉惊奇，便将其释放。而这位少年书商居然掏出一支手枪相赠。这份大礼令赵某喜出望外，发誓将传令沿途盗伙，对该书商一律不得为难，并妥加保护。

这位豪爽的书商，并非福建人，而是汉口乐善堂的日本间谍藤岛武彦，时年仅19岁。此次是奉命前往西北调查，配合另一重要间谍浦敬一图谋劝说新疆巡抚刘锦棠联日抗俄，甚至希望能进入刘的幕僚长期潜伏。

湘军名将刘锦棠（1844-1894），早年随同叔父刘松山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军功卓著。1870年，刘松山在镇压回部叛乱中阵亡，经左宗棠推荐，遗部由年仅26岁的刘锦棠接手。1875年，左宗棠西征新疆，刘锦棠担任统领，总理行营营务，运筹帷幄，被叛匪惊为“飞将军”。1878年左宗棠奉诏还京时，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直到新疆建省，于1884年被朝廷简派为第一任新疆巡抚，其地位不仅是封疆大吏，更是对俄外交的关键人物。

作为在华最大的谍报机构，汉口乐善堂对此次西北行动极为重视，堂长荒尾精专派“学养有素、识见卓越”的“平户三杰”之一浦敬一主持。乐善堂行动计划十分周密：藤岛武彦携搭档大屋半一郎先行，随身带价值1000余元的书籍和杂货，到兰州先安顿下来开设店铺，以回收的货款作为浦敬一进入新疆的费用。

但藤岛在和水匪赵某分手之后，赵某却被官府抓获，羁押在襄阳大牢中。藤岛得知消息，星夜兼程前往救援，但到达襄阳后，赵某已被枭首。藤岛便乘官府疏忽，将赵某的首级盗回。据说，藤岛此举令赵某的手下感激涕零。

转载此事的《日本侵华之间谍史》（华中图书公司1938 年出版）一书作者钟鹤鸣，因此感慨道：“浪人怀柔赵某部下也如此，其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另据日本《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记载，乐善堂将六类中国人定为侦察重点：君子、豪杰、豪族、长者、侠客、富者。赵某正符合其中的“豪杰”的类别，是日本间谍的重要“统战对象”。因此，尽管可能耽误西北侦察大事，藤岛武彦还是不惜时日前往营救赵某。

藤岛中途遇寇和营救寇首，毕竟耽误了时间，浦敬一等在兰州苦候30天，不见踪迹，盘缠用尽，只好放弃此次新疆之行。次年，不甘失利的乐善堂，再度派出浦敬一和藤岛武彦两人化装成华商西行，先由水路沿汉水北上，再弃水登陆，翻越终南山，到达西安。两人从3月末离开汉口，5月初方到达西安。在西安盘桓一个月，将所携带的书籍、杂货售出以作盘缠，又辗转三个月方于9月份到达兰州。但盘缠用尽，只好分手。藤岛武彦分得18两白银，返回汉口；浦敬一则带着剩余的50多两，独自入疆，并从此失踪，成为日本间谍史上一大悬案。

弱冠之年的藤岛武彦，至此已两次担当西北考察重任，可见乐善堂对这位最年轻间谍的器重和栽培。

藤岛武彦出生于日本鹿儿岛人一个藩士家庭，顺应当时日本潮流，考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但因英语、数学费力，学业堪忧，后经前辈指点，决意到中国发展。1888年加入乐善堂，随即被派往西北考察。

西北之行失败后，1890年，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主要间谍在上海筹办另一家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因办所经费困难，藤岛武彦遂返回大阪，兴办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日清贸易研究所。当时，日本谍报多靠私人赞助的浪人组织完成，官方的财政支持并不很多，全靠民间的“爱国热情”维持。

1894年中日开战后，藤岛武彦乘德国客轮再渡上海。此时，日清贸易研究所由日本参谋总部所派的谍报军官、“中国通”根津一主持。根津一派出大批间谍前往辽东，策应日军登陆。8月中旬，藤岛武彦亦被派往东北，为日本第一军先遣队担任向导。但藤岛在返回日本时已剪去发辫，很难再伪装成中国人。踌躇之下，根津一决定干脆让藤岛伪装成和尚，先到普陀山会合另一潜伏于法雨寺的间谍高见武夫。

藤岛削发后，搭乘8月16日的渡轮，从上海前往普陀山。19日，在镇海换乘武宁轮（又称江天商轮）。未想到，适值佛教中元节（鬼节），举办盂兰盆法会。武宁轮上僧人颇多，相互倾谈，而藤岛这刚刚落发的假和尚，举止古怪，情急之下竟脱口而出日语粗口，行藏遂露。

甲午战争的导火线是日本军舰击沉满载中国军队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当时海内外多怀疑是日本间谍探得中国运兵轮的航期，军机处因此已经下令全国加强了对日谍的清查和防范，沿海一带警惕性尤高。

藤岛这一假和尚被真和尚们识破后，正好碰到军事检查。负责检查的是元凯兵轮的大副把总贝名润。藤岛一开始自称是广西人，然后又说是贵州人。贝名润见他言语支离，而且没有随身行李，就进行了搜身，查得墨盒纸笔、普陀山僧人名单、怀表及洋银22元，认为形迹可疑，遂将其逮捕。

藤岛被捕后，只承认自己是日本大阪铁商，到普陀山是为了找到高见约其一同回国。问他：“既称铁商，何以故扮僧人？”答道：“现因中倭开仗，来往不便，故由上海削发来镇（镇海）”。

正好此时法雨寺的方丈化闻亦在镇海，他证实寺内确有个日本僧人高见，是今年正月里才来的。官府遂派船将高见押到镇海，将他混杂在众僧人中，令藤岛辨认。据日本《高见武夫传》记载，这高见本是一个“沉默寡言、手不释卷”的“笃学者”，在哲学馆（东洋大学前身）学习时与间谍福原林平是同学。后在镰仓圆觉寺修习禅学，因缘际会与荒尾精结识，十分投机，受荒尾鼓动来华。高见所学为宗教哲学，因此获得了日本冈山国清寺住持海晏的介绍，得以顺利进入法雨寺。

高见与藤岛从未谋面，混于众僧之中，藤岛哪里能辩。按宁绍台道吴引孙在报告中的说法，藤岛“相视良久，茫然莫识” 。因此，吴引孙认为：“藤岛改扮僧装，行踪甚为诡秘；供词亦极闪烁，难保非图混入内地窥探军情。尤恐有华人作奸，亟应彻底根究；以期水落石出。”随即令候补通判梅振宗、鄞县知县杨文斌会同审讯，随后吴引孙也亲自审问，但藤岛供词依旧。

吴引孙无奈，对藤岛用上了大刑。藤岛熬刑不过，“于无可分辨之时，始据供称系上海日本大越领事遣其来甬。并称前往普陀，因恐路上有人盘问，故先落发。”再问他是否刺探军情、以及同伙等，则咬牙忍受酷刑，绝不招供。

藤岛在供词中说：“有一个姓福的东洋人，住在上海跑马场开杂货店，与高见好朋友；他因有病回国了。六月二十七日。小的由大阪动身，……七月初四日到上海；会见那前在汉口领事处写字的速水一孔，是小的朋友。十一日，带领小的去见驻上海日本领事大越大人。那大越当与小的盘费英洋二十元，嘱令小的到普陀山邀高见和尚同到上海，可与小的一同回国。并没别言交代，也没应许赏官赏财的事。十二日，大越就同速水一孔回国了。小的又受姓福的朋友所托，代向高见说他有病在家的话。因想日本人到中国来不便，故于十七日剃落头发，不为识破日本入了。况且小的会讲中国话；普陀地方东洋人又不到的，所以小的扮做和尚；趁搭轮船要到普陀去的。小的是有家私兼开店业，汉口、上海认得小的的人俱多……今蒙研讯。小的实业受领事所托,去到普陀接高见，并没作奸细，探听炮台洋面消息事。求宽恩是了。”

吴引孙密令定海厅同知赵惟嵛前往普陀山再次勘察，并未发现除高见之外的其它日本间谍踪迹。再三提审藤岛和高见两人，口供如前，没有实质进展。便将藤岛送押到鄞县大牢，高见则交给城内的天宁寺，由普陀山下院僧人看管，并要求僧人们将可能前来探望的任何日本人一同拿获。同时，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向总理衙门提交了报告。藤岛一案，因查无实据，只好暂时搁置下来。

就在藤岛被捕的前两天，上海也破获了日本间谍案，在中国政府要求下，两名日本间谍楠内有次郎和福原林平在法租界内被中国差弁抓获，但法国人坚持将他们送往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看管。中日开战后，双方均邀请美国代为照管在对方国家内的财物和人员。福原林平就是高见武夫的同学、藤岛武彦的同事。上海间谍案引发了中日美三国之间的一场错综复杂的多边外交角力，迫于中方压力，美国方面只好将两名间谍引渡给中方，相互关联的上海谍案与浙江谍案遂得以迎刃而解。值得注意的是，我从美国外交文件中发现，当时为了给逮捕藤岛与高见的浙江官方施加压力，一艘美国军舰Concord被派往宁波示威。（作者另有专著详论此中日美“三国演义”）。

9月下旬，上海谍案的两名间谍供认不讳，坐实了藤岛与高见的间谍身份。藤岛也即招认，其得到日本总领事大越的密令，并领取了密码，计划会合高见后，一道测绘中国地形、窥探军情。

案情查清后，根据大清律，“境外奸细入境内探听军情者，不分首从皆斩”。10月27日，根据电旨，浙江巡抚饬将藤岛、高见两犯押赴杭州清波门外执行斩首。藤岛时年25岁，高见46岁。两年后，1896年6月，在甲午战争中大获全胜的日本，派员前往杭州，起出了两人的尸骸带回日本。

日本史料记载说，高见在临终前曾赋诗一首：“此岁此时吾事止，男儿复不说行藏。盖天盖地无端恨，附与断头机上霜。”而中国的官方文件中，则记载了藤岛在供词中的结语：“我说间谍也是敌国忠臣，这有何妨。”

1938 年，钟鹤鸣在其《日本侵华之间谍史》一书中，感慨道：“我人对彼辈（指日本间谍）之用心，固宜深恶痛绝，但若辈之不惧艰险，为祖国作侵略先锋的行动，以与国人早期之仅事口头呼号，不曾在实际上用工夫以救祖国危亡者相较，国人思之，能无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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