烛影斧声究竟是何历史之谜？烛影斧声，也称斧声烛影，是指宋太祖赵匡胤暴死，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间所发生的一个谜案。由于赵匡胤并没有按照传统习惯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了弟弟赵光义，后世因此怀疑赵光义谋杀兄长而篡位。

　　“宋太祖死时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已久成“定论”。这一“定论”的论据是：“官书正史中未记载过太祖传位遗诏”，“宋太宗即位时未宣布任何遗诏以杜众口之疑”。本文依据《宋会要辑稿》中首次发现的太祖传位遗诏和宋太宗宣布遗诏后即位的记载，说明上述“定论”在史料论断上存在着根本的失误，而在此基础上的所谓“定论”，也就很难成立了。同时.以往以这一“定论”为依据而得出的有关宋初政局的若干学术结论，也不能不重新加以考虑。

　　一

　　宋太祖之死和宋太宗的即位，为后世留下了“烛影斧声”之类的千古谜案。虽然对这类谜案，学术界目前尚有不同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看法，但有一点诸家的看法则完全一致，即宋太祖无传位于太宗的遗诏。

　　最早明确肯定这一点的是清代史学名家、著名的《续资治通鉴》的作者毕沅。他在叙述太祖、太宗授受之际的这一段史实时，曾注意到，第一，《宋史》中的“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中均未提及宋太祖的遗诏之事;第二，《宋史》中的“王继恩传”则记载太祖死后，王继恩不顾皇后关于命皇子德芳入宫即位的意见，径入晋王府召赵光义(宋太宗)入宫，而赵光义稍有迟疑后方才应召入宫即位;第三，《宋史》的“太宗本纪”中有“太宗遂立”的字眼。而《辽史》的“景宗本纪”中亦有“宋主匡胤卒，其弟炅(即宋太宗)自立”的字眼;第四，宋代的某些私史稗乘，如《东都事略》虽然有太宗“奉遗诏即皇帝位”的记载，但却不见“遗诏”的具体内容。如何理解这种记载上的歧异呢?毕沅认为，前三点，亦即《宋史》、《辽史》这些“正史”中的记载是互为一致的，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了一个史实，即太祖无传位于太宗的遗诏，而私史稗乘中“奉遗诏”之类的记载只是一种信手拈来的习惯性笔法，即“仍史家记事之旧例”，不足征信。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就是按照上述考虑处理和叙述了宋太祖、太宗的授受过程的，并专门写了下面一段影响很大的按语：“《长编》(指宋代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因《湘山野录》存烛影斧声之说，元黄?、明宋濂、刘俨俱辨其诬。程敏政撰《宋记受终考》，其说尤详。李焘掇拾之不审，无俟再考矣。今删去杂说，只据《宋史?王继恩传》书之。盖太祖平日友爱，又受命于太后，其传位于晋王之意固已素定，然未尝明降诏旨，故晋王闻召尚有迟疑。《东都事略?太宗纪》云：癸丑，太祖崩，奉遗诏即皇帝位。此不过仍史家纪事之旧例而书之，太祖非实有遗诏也。《建隆遗事》、蔡?《直笔》诸书，其舛误尤不足辨。今以正史考之，《辽史?景宗纪》云：‘宋主匡胤殂，其弟炅立。’以自立为文，与嗣位之词有别矣，然犹曰敌国传闻之误也。《宋史?太宗纪》：‘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特书曰遂，所以别于受遗诏而继统之君也。史以纪实，不可深文周内，亦无庸过为前人掩护，读正史者宜得其定论矣。”(《续资治通鉴》卷8太祖开宝九年十月甲寅条，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册，第206页)

　　毕氏的观点很清楚：太宗即位，既非如某些依据“烛影斧声”的记载而“深文周内”的史家所推测的那样，是篡弑即位的;亦非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非实有遗诏也”。毕氏为史学名家，而《续资治通鉴》又是在万斯同、阎若璩、胡渭等史学大师所纂《资治通鉴后编》的基础上“稍加损益”，“重加修订”而成的。其成书过程中，又与章学诚、钱大昕、邵晋涵等“反复商讨”，刊刻时又经钱大昕“逐加校阅”，故毕氏在《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材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进入本世纪40年代后，前辈史学名家如邓广铭、吴天墀诸先生，虽然对“烛影斧声”一事已有了完全不同于毕沅的看法，但在宋太祖有无传位遗诏一事上，则仍以毕氏之说为准。如邓广铭先生在40年代的一篇长文中即明确断言：“当太宗即位之初，想必正是群情危疑，众口悠悠之际，他却实在没有宣布任何一项遗命以杜众口之疑。”(《宋太祖太宗授受辩》，载《真理杂志》1944年1卷2期)近半个世纪以后，邓广铭先主在《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载《历史研究》1992年1期)又进一步重申：“从《宋史》、《长编》等书中，都看不出宋太宗即位时举行过任何仪式(指宣布遗诏即位等)。”

　　后辈知名学者的近著，如张其凡教授的《赵普评传》、《宋太宗论》，李裕民教授的《揭开烛影斧声之谜》等等亦持老一辈的观点。如张先生谓：“太祖死时无传位遗诏。马韶陈符瑞言晋王(太宗)利见之辰事，晋王亲信梦神人语晋王已即位事……都反映了晋王在为继位的合法化方面从神的方面寻找帮助。使太宗之继位有名正言顺之法令根据，则此类事岂非画蛇添足，而烦伪造也?宋后命王继恩召德芳，也反映出太祖因猝死而无遗诏。”(《历史研究》1987年2期)李先生则更为明确地指出：“赵光义(太宗)抢位之际，没顾得上临时编造遗诏，事后再说宋太祖有遗诏，不会有人相信”而对史官们来说，“要无中生有地杜撰遗诏和宣诏人，史官岂有如此胆量?据实说没有遗诏，没有宣诏人，是抢位夺权，史官更怕得罪皇上，不得已，只好不说”。所以，宋代官修史书都只能含混其辞：“《实录》、《正史》都不曾记载赵光义即位的顾命大事。”(《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3期)

　　国外学者，如日本著名宋史专家竺沙雅章氏亦认为，“太祖死得很突然，甚至来不及指定他的继承人以托咐后事……《辽史?景宗本纪》记载说：宋主匡胤殂，其弟炅(太宗)自立。很明显，‘自立’就是篡夺。”(《宋太祖与宋太宗》，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方建新译本)

　　以上所举各说，均属“篡弑论” (即宋太宗是害死了太祖以后篡位自立的)的观点。学术界还有部分学者，如已故著名宋史专家张荫鳞、聂崇歧，美籍华裔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日本知名学者荒木敏一，大陆中青年学者刘洪涛、侯虎等，则对“篡弑论”的观点有所保留。他们认为太租并非死于暗杀，而是自己猝死，与太宗无关。正因为是猝死，所以根本也就不会有传位于太宗的遗诏，太宗即位属于自立。如张荫麟先生说，太祖之死因虽不能确断，“然有一事可以确知者，太宗即位并无正式传授之法令依据(无论事实上本无，或虽有而太宗名义上不用之)。否则，实录、国史以至于李焘《长编》断无不加记载之理”(《宋太宗继统考实》，载《文史杂志》1941年1期)。

　　总括诸家所言，其论点是十分清楚的：第一，太祖或被暗杀，或因急病猝死，故没有留下传位于太宗的遗诏;第二，太宗即位时没有“任何遗诏”可以宣布，连“编造”的，甚至“事后编造”的太祖遗诏都没有;第三，正因为太祖没有留下传位遗诏，而太宗又未来得及或不便编造太祖遗诏，故宋代官修的《实录》、《国史》和《长编》、《宋史》等书中也就“看不到”太祖的传位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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