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福东：起义者刘文辉

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中，刘文辉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1942年2月，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

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文辉公馆20余年前已经挂上“川西民俗博物馆”的牌子，门额的旧题仍在，曰“进德修业”。

这里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公馆旁，是更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公馆。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兄弟6人，以刘文辉为最小，但却成就最大功名，民国时期他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人称“西南王”。1949年，他率部起义，令蒋介石失去固守西南的念想。起义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林业部部长等职。

但论起知名度，无疑刘文彩更大。在刘文辉担任新政府要职之际，其已病逝的哥哥刘文彩被树立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受到举国批判。这中间呈现微妙的政治关联。

民国时期，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在国民党兵败之际，他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情势下，他要面对新的考验。

“早就有地下党在这里”

1948年初，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刘文辉20周岁的长子刘元彦，即将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毕业。一个叫胡立民的同学，是中共地下党员，开始做刘元彦工作，希望他策反刘文辉。

虽是刘文辉的长子，且深受疼爱，但刘元彦此前并未从父亲那里听到有关政治理念的任何片言只语。他14岁之前，一直接受家庭教师教育，最多时父亲给他请来三个家教，以读古书为主，数理化的教育并不很多。高中时，他开始在成都华西协和中学就读，但对政治根本不关心，也并未接触所谓左翼“进步思想”。一直到他16岁读大学，才开始接触“进步学生”，那时整个社会的风气左转。

“我念的是教会大学，有着比较自由、平等的校风。右翼的国民党三青团学生，很被人看不起。地下党虽然不敢公开，但力量大。当然和地下党联系的也不多，但比三青团还是强的。”刘元彦对南都记者说。

胡立民(新中国成立后曾被打为右派)知悉刘元彦的身份，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争取对象。他向刘元彦表明自己是中共地下党员，希望他能联系刘文辉“说四川地下党要见他。”

刘元彦此时亦深受左翼思潮影响。他和胡立民做了评估。“我们估计，父亲最多骂我几句，即便不同意，也不会来抓我同学。”

刘文辉有早起的习惯，经常一个人吃早餐。刘元彦抓住这个其他人不在身边的机会，开始试探父亲的意向。父亲并没有骂他，回答且令他意外“早就有人(地下党)在这里。”

刘文辉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少春，是中共中央直接派驻的。胡立民和四川地下党领导人对此并不知晓。但在那次早餐的谈话中，刘文辉仍然同意与四川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但告诫刘元彦不能透露中共中央早已派人过来的事实。

刘元彦说，后因躲避国民党抓捕，中共四川地下党领导人离开成都，未能与刘文辉会面。而胡立民则直接与刘文辉取得联系，面谈之后，被地下党派驻雅安，以刘文辉秘书名义一直工作到解放。“他一直不知道王少春，一直到王少春解放后讲话提及此事，他才知道。极端保密。”

那次早餐是一个节点，刘文辉开始跟刘元彦谈及政治。“以前父亲都把我当小孩，这之后才把我当大人。”刘元彦也因此看到父亲很多机密资料。

“王少春每天都给父亲送资料，或者他在成都，就派专人送，我有时拿出来看，主要就是新华社新闻、社论和相关文章。这些资料只能秘密看到，在大学里也看不到。”

据刘文辉在《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中自述，中共中央是在1942年6月开始派王少春到四川雅安，和刘文辉经常联系，并设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他传达，同时把出安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

与中共暗地联系，需要与国民党中央斗智斗勇。包括电台的设置，也经过一番周折。刘文辉说，他事前就料到蒋介石的特务要来破坏，故把它安在苍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内，前面驻有一连卫兵。王少春和他直接联系，如他离开雅安时则指定两个参谋长张伯言和杨家桢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

邓锡侯

“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蒋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觉察。他们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设在雅安城内，正要进行侦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没收。并警告蒋介石派在二十四军军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训处主任丁国保说：‘现有奸人在雅安密设电台，图谋不轨，我已没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们由于没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没有捣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经历将近八年而没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刘文辉说，毛泽东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他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读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

暗助红军夺取泸定桥

如果要追溯刘文辉与中共的初次正式接触，时间是在王少春派驻四川雅安之前四年。

抗战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和陈绍禹(王明)等人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遂与刘文辉会面。刘文辉说，他从中共代表的谈话中，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

一年之后，刘文辉与董必武等人再度在重庆会晤。又过了两年多，1942年2月，通过民盟朋友牵线，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按刘文辉的说法，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至此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邓锡侯

刘文辉此时在四川有“多宝道人”的称号。“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刘文彩三子刘元富对南都记者说，刘文辉很佩服周恩来，“也佩服毛泽东，但感觉周恩来可亲一些。毛的政策多变，当然他对此不敢说。”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文辉就与中共有过交道。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

刘元彦记得，在刘文彩举国闻名之际，刘文辉曾问他：这事对我是否会有什么影响。“父亲担心接下来批斗自己。因为显然此事不是针对刘文彩一人，还有针对我父亲。因为父亲在四川还有影响。不好批他，就批刘文彩，以减少他在四川的影响力。”

地主庄园中，有很多不实的展示。“但当时刘文辉已经不在四川，我不敢说啥。‘文革’时，我曾去北京看过刘文辉，说起这个想法，他没多说话。他是多年从事政治的人，城府很深的，私下有意见也不会说。但我二哥(刘元华)去看他时，他曾流泪，表现了内心。”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曾听母亲说过，刘元华1973年去北京看望刘文辉时，刘文辉曾将子孙都支出去，落泪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1949年解放前，祖父刘文彩病危，刘小飞的祖母杨重华曾打算离开四川，被刘文辉留住。

不过，刘元华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否认此事。他的女婿在一边说，“即便刘文辉和他说了这些话……”欲言又止。

“文革”时，刘文辉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刘元彦说，刘文辉本人还被一个红卫兵学生打过一皮带。

在刘文辉1976年病逝前，他还做了两件值得记录下来的事情，一是在广播中对台湾讲话，歌颂祖国初步繁荣昌盛，希望台湾早回祖国怀抱。二是撰写了《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一书，讲述自己从一个“反动统治者”回归人民的历程，旧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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