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与德国在西线的作战正处于胶着状态，急需增兵。然而斯大林又担心把部署在远东的百万红军调至西线后，东部会遭受日本的攻击。正在斯大林举棋不定时，是一个中国人的情报帮助斯大林作出了调动东线百万红军增兵西线的决定。

接受任务

194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一名青年男子左手拿着卷成筒状的报纸在哈尔滨公园附近的马路上散步，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在他面前悄然停下，车里的人用俄语喊了声：“瓦夏，我是阿廖莎。”青年男子见四下无人，便迅速钻进轿车里。

这辆神秘的黑色轿车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的，青年男子是个中国人，叫傅纳敏。“瓦夏”是他的俄国名字。傅纳敏曾是延安抗大学员，因为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需要，他被组织上派往莫斯科间谍学校学习，一年后，以优异的成绩结业。从此，他在第三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活动，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回国后他潜入哈尔滨，很快找到了掩护人，在姓胡的老乡开的昌隆杂货店当伙计。这天按约定时间与阿廖莎接上了头。

阿廖莎指示傅纳敏，目前的首要工作就是巩固自己的合法身份，进一步取得老板的信任，然后尽快熟悉哈尔滨以及整个东北三省大中城市，交通沿线的情况，继而搜索哈尔滨和周围地区日军，特别是关东军的情况。傅纳敏简短地汇报了在进货、送货的掩护下，自己逐步熟悉了哈尔滨的街道交通、民俗风情，并伺机观察日军动态的情况。

虽然，傅纳敏一时还难以提供深层次的情报，只能从表面现象断定日军目前没有大的调动。但仅仅这些，已使阿廖莎兴奋不已，他鼓励道：“瓦夏，从目前而言，已经不简单了。你来之前，我们对关东军简直是两眼抹黑，什么也不清楚，从今以后，我们要把这帮狗杂种紧紧盯住，为国际反法西斯侵略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

初探平房

没多久，阿廖莎向傅纳敏传达了苏联红军统帅部的一道密令：要在一个月之内，务必查清日寇在平房的一个军事工厂生产的是什么武器。

平房是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地名，偏僻幽静，人烟稀少。傅纳敏接到密令后，立即赶去平房侦察：这儿确实有一片奇怪的石房，它没有窗户，四面围墙很高，上面架了电网，厂门口还设着双岗，给人的感觉十分恐怖。傅纳敏一连侦察了数次，对这个“怪物”怎么也得不出结论。说它是工厂，可并没有工人上下班;说它是仓库，又不见卡车开进开出;说它是科研机构，倒是有点像，可它研究什么东西呢?如果是新式尖端武器，应该合适放在日本本土;研究一般的东西，为何又如此戒备森严呢?傅纳敏一筹莫展。但他清楚，间谍工作不能凭主观臆断，情报要绝对正确及时。正当他为打不开局面而陷入苦恼时，一个意外的转机让他兴奋不已。一天，胡老板急匆匆地把傅纳敏叫到内室，指着隔壁开染坊的张老板说：“许强(傅纳敏)兄弟不是外人，你说给他听听，或许他能想出个办法。”

原来张老板一个伙计骑自行车到乡下去送货，路经平房时被日本军车撞了。本来是汽车撞自行车，可鬼子蛮不讲理，硬说是自行车撞了汽车，把伙计扣在那里，要老板去解决问题。到平房去，就是去送死。张老板的双眼充满了恐惧和乞求，他怯生生地说：“许强兄弟，实在不好意思，这个伙计是我的亲戚，我想请你代我去平房找日本人谈谈。”说罢，连忙打躬作揖。

对傅纳敏来说，这正好是接触鬼子，打破平房侦察僵局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抱拳还礼说：“行呵，亲帮亲，邻帮邻，咱们都是中国人嘛。”

张老板高兴极了，连忙塞给他一大沓钞票。

傅纳敏来到平房大门，哨兵凶神恶煞地不让进。恰好此时汉奸翻译走过来，傅连忙上前解释：“长官，我的伙计冲撞了皇军，我是他的老板，特来赔罪。”接着赶紧咬着翻译官的耳朵说：“请先生多多关照，东西我带来了，如果这里不便，回头我送到府上。”

翻译官哼了两声，带着傅纳敏进了里间屋，不一会，一个尖嘴猴腮的鬼子军官瞪着一对牛卵子眼睛，冲了上来，左右开弓地扇了傅纳敏四个大耳光。傅强忍着心中的怒火和屈辱，装着笑脸，佝着90度的腰，口里还说：“我的伙计冒犯太君有罪，我愿意赔偿。”

这时，翻译对猴脸鬼子军官嘀咕了一阵日本话，傅纳敏趁机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沓钞票，双手递到他面前。鬼子军官接过一看，全是大额票面，得意地说：“哟西，你的良民!”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伙计放出来了，可傅纳敏一点情报也没有捞着。他灵机一动，对送他出门的翻译官小声说：“东西都给了太君，我回头到府上致谢!”他要用重金敲开这个汉奸翻译官的嘴。

彻底曝光

晚上，傅纳敏来到翻译官的家里，给他送上一沓钞票，又把一枚蓝宝石戒指给了他老婆，翻译官脸上笑成一朵花，忙备了酒菜，要与傅纳敏对酌。傅首先在营造气氛上下工夫，巧妙地引导话题，夸奖翻译官年轻有为，德才兼备，自己能受到如此招待，真是三生有幸，并做出一副相见恨晚的姿态。很快，“酒路”打开了，“言路”也自然打开了。翻译官告诉傅纳敏，他叫朱少武，曾与兄长朱少文到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他给日军当了翻译官。

见对方醉意渐浓，傅纳敏便故意巧妙引导话题了：“少武兄，我那位死里逃生的伙计说要好好感谢你呢!没有你的帮忙，我们的命就都没有了。”

朱少武吃了口菜，说：“不要这么说，不过这次确实是你们命大。”

傅纳敏压低声音道：“多少人撞在皇军手里，都是有去无回，难道那里面就没有命大的?”

“那倒也是，那天我就是这么跟皇军队长说的，最近哈尔滨失踪的人太多，对皇军影响不好，以后做实验最好用外地人。”

傅纳敏故意眨巴眼睛说：“做实验?”

朱少武神秘中还掺杂着愤恨说：“日本人用中国人做实验，还专挑年轻力壮的。”

“做什么实验?”

朱少武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沉思：“他们把什么鼠疫、霍乱、炭疽等烈性传染病的细菌注射到中国人的身上，看着被注射的人是怎样生病、怎样死去，然后解剖其身，进行观察。他们为了掌握细菌在人体不同时间造成的危害，极其残忍地拿活人解剖。为了记录病人的主观感受，还常常由我翻译官问话，我的内心痛苦极了。”

傅纳敏试探地问：“他们研究这个干什么?”

朱少武说：“这个还不清楚，也许是用这些细菌做武器，去杀害他们的敌人。你那天看到的一大片房子，都是干这个的。”

渐渐地，朱少武脸上笼罩着一层恐怖的神色，他有些沮丧地说：“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知道他们那么多秘密，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说不定哪天也把我剖了，杀人灭口。”

“吉人自有天相，少武兄祖宗积德，又广结善缘，虽身处险境，定有神助，你不必多虑。当然，凡事要多个心眼，三思而行。”

“许强兄，谢谢你的提醒。”朱少武流露着真情，继续说：“这么多年，我连一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在日本人面前，我是奴才，是一条狗;在中国人面前，我是汉奸，是卖国贼，我里里外外都不是人呀!”朱少武不觉眼角湿润，声音哽咽。

他俩把3瓶酒喝了个底朝天，直到半夜时分，傅纳敏才回到杂货店，他兴奋得难以入眠。离苏军统帅部规定的时间只有5天了，他终于得到了可靠的情报。翌日，同阿廖莎接头时，他十分明确、肯定地报告：那一大片神秘的平房，是日本人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地方，也就是后来被彻底曝光的“731”细菌部队。

智取情报

傅纳敏为了牢靠地抓住朱少武，不仅使用了礼品礼金，还主动提出让他“入股”一起做生意，当然他只是“干股”，只要表个态，不用出钱的。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在金钱和感情的双重作用下，朱少武把傅纳敏视为无话不说的知己。傅因此常常从他那里了解到日军的一些动态，如日本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又招募许多新兵，又有多少师团调到中国，关东军的头头脑脑又有什么变动，又给他们增添了什么新式、重型武器，等等，这些都是极有价值的情报。

1944年春天，阿廖莎又交给傅纳敏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务，即尽快摸清关东军有无进攻苏联的意向，期限半个月左右，情报一定要非常准确，因为斯大林要根据这些情报做出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难以沟通也好，故意拒绝沟通也罢，反正随着胜利的临近，这种沟通是难以再回避了。否则斯大林真的继续装聋作哑，在取得胜利后把部队留在西欧，美英两国就不得不和苏联翻脸。早在北非登陆时，罗斯福就和丘吉尔合计好了，绝对不能让斯大林把势力范围扩大到西欧去。好在，经历过这样的一次全球混战，世界地图早已经变了模样，斯大林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地方，更何况苏联本身就已经够大了，再拥有那么多地盘，在管理上也是个问题。罗斯福现在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装聋作哑的斯大林唤醒，然后悄悄对他说：瓜分世界，我们准备好了，你参加吗?

的确，无论两大阵营的头头们怎么包装自己的语言，当胜利来临时，他们的想法就是如何瓜分世界，从操作层面上说，就是如何实现势力范围的重新洗牌。他们将打乱地球上的国界，准备好吞并某些领土，就将来各自的势力范围讨价还价。对两大阵营而言，这就是一场赌博，他们的筹码是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地区。在20世纪里，同等重要的日子为数不多。

与吵吵闹闹的德黑兰会议相比，雅尔塔商讨的事情更多，也更为具体，同时三方的利益冲突也更加难以掩饰。最终，这三位胜利者敲定了瓜分世界的三个主要方案。一是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对战败后的德国实施分区占领;二是成立一个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常任理事国有一票否决权;三是在欧洲战场的战事结束后，苏联要对日本作战。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报偿，三巨头同意牺牲中国，一方面允许外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自治，另一方面则允许苏联租用中国的大连、旅顺港作为军用港口。

三巨头自作主张地承认蒙古独立时，并没有中国官方的代表在场，因此在中国的官方史料中，雅尔塔协定被称作亚洲版的绥靖。由于欧洲版的绥靖政策是在慕尼黑达成的，而雅尔塔协定涉及的是远东，所以又被称为“远东慕尼黑阴谋”。但是在日本投降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与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接受了这个“阴谋”的内容，蒙古正式从中国分离出去了。而华盛顿也旋即在国务院成立了蒙古科，正式把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列入国务院的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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