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记忆方法网-免费提供各种记忆力训练学习方法!

揭秘新中国相声改革秘闻

编辑: 路逍遥 关键词: 历史趣闻 来源: 记忆方法网
,

资料图片:1962年侯宝林、郭全宝(右二)在河北省遵化县为群众表演相声。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的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克服了很多困难,才开创了自己的新生活。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社会里相声向何处去。相声在新社会里有没有前途?新相声不容易写。当时前门箭楼上开辟了一个曲艺演出场所,演出节目中就取消了相声。相声处于绝境。面临这种情况,相声界非常紧张,怎么办呢?难道新曲艺就没有相声了吗?我们今后怎么活下去呢?这怎么行呀?

我当时不相信相声不能为新中国服务,我自己创作了《婚姻与迷信》、《一贯道》两个段子,证明相声是可以为新中国服务的。我想只要写出符合新社会需要的相声段子,群众拥护它,它是能够站得住的。我写的这两个段子,最初是在西单游艺社演出。这两个段子一出来,我就发现它站得住。尽管它还不够成熟。今天回过头看看,也许它是新中国最早的新相声吧!后来我们挪到前门外鲜鱼口迎秋茶社演出。我发现光是少数人搞新相声是不够的,人要愈多愈好。这时候孙玉奎、刘德智、罗荣寿等几个同志和我商量,怎么把北京的相声艺人团结在一起,大家来搞相声改革,我们需要一个组织。哪个节目能演,哪个节目不能演,要有人领导大伙儿来评定,大伙儿真正发挥“臭皮匠”和“诸葛亮”的作用,把旧节目改好,去掉旧相声中不健康的东西,使相声事业发展起来。

于是我们决定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我们向市政府文艺处申请,于1950年1月19日正式建立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由孙玉奎、罗荣寿、刘德智、侯宝林等11人为发起人。相声改进小组旨在改革旧相声、创作新相声,推进相声工作。

组织起来以后怎么办?如果还像过去一样,你在天桥,我在东西两庙;你在朝阳门,我在西安门;你在台上,我在地上,这不行,我们的相声还是不能改进。我想了一个办法,把大家组织到一块儿。我们在大李纱帽胡同租了一个场子,大约能坐两百人,名叫新华游艺社。我们在那儿边改进边演出,我原来在迎秋茶社演出,每月可以挣两百元钱。这样,我就辞去了那儿的演出任务,参加北京相声改进小组的演出。我跟大伙儿一样,挣零打钱。所谓“零打钱”,就是每说完一段,跟大家要钱。每天挣来的钱每天分,或者三天一分。我们的相声节目演出时,每天有人负责监听,哪句不合适,哪段不合适,哪个情节不合适。怎么改,大家研究。共产党领导的天下是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决不让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相声节目出现在舞台上。

我们这样做以后,群众立刻拥护我们,新华游艺社的观众拥挤得很,他们觉得高兴。花几个钱能听那么多的相声,过去侯宝林在剧场里一场只演一次,现在在这儿一晚上能听到两次,这多好!给钱的时候,我们是零打钱,拿着笸箩跟人家要钱,你给一分也好,给五分也好,给多少,我们都说:“谢谢您,谢谢您。”真有听一段相声给几角的。那阵剧场卖票才卖四五角钱一张。迎秋茶社的票卖五六角一张。我们组织起来以后,一人一次也能分几元钱,生活可以维持了。相声改进小组一直保持到1952年,由于演员参加北京市曲艺工作团,才解散。

我们是个群众组织,经济上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团结了相声艺人,解决了大家的生活问题。到后来,我们还发展到招收学员。我们招收了七八个学生,都是艺人子弟,由我们管吃管住。我们也聘请了一些年老有病的老艺人,请他们教学生以及那些已经说了相声但是技术还不过硬的同志。老艺人照样拿份儿,但不上台,只管教就行。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人是主角。我们努力演出,挣钱来维持这个组织。实际上,相声改进小组后期有点像个相声学校的样子。

在北京相声改进小组成立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有件事是难忘的。它使我们的相声事业在困难处境中迈出了新的一步,打开了局面,获得了新生。

新华游艺社一开始生意不错。大家能分到一些钱。时间一长,不行了,听众少了,给的钱也少了。我一天只能分到八角钱,我从西城跑到南城说一天相声,这钱只够我吃一顿饭。大家不安起来,都问我:“怎么办?怎么办?”我说:“沉住气,有办法。”我又说,愿意跟着相声改进小组一起走的人,咱们一起干;实在不想留的话,您就请便。没有人愿意离开相声改进小组。说句老实话,离开相声改进小组去单干,不好办,你说相声时还使用那些不健康的语言,观众不答应,会把你送到派出所去。只有和相声改进小组在一起,改革相声,使用健康的语言,才有前途。

我那时精力旺盛,我想为相声事业找条出路。我开了个节目单,人名儿,节目名儿,都有了。我首先来到长安戏院,找到管业务的人。我说:“给我们两天日子,搞两场相声大会。”

那时戏院对待剧团有两个方案:其一你这剧团业务软,他就不跟你劈账,他跟你要租金。这场子租给你,要三百元的租金。你卖八个人他也不管。其二你这个剧团的演员有号召力,他就跟你劈账。戏院知道我们有号召力,最后决定还是劈账,同意我们卖八角的票价。

糟糕的是,那时候正是夏天雨季。星期五这一天,从天亮就下起雨来,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这暴雨一直下到下午两点才停,我坐立不安,晚上相声演出能卖出多少座儿呢?我不知道。耗到三点多钟,我出门去。那时候,我家住在绒线胡同西口,离长安戏院很近,走着、走着,来到了长安戏院。我直奔票房那个小窗户,去看票图上卖了多少座儿。我一看,心里有底了,卖了五成座儿,都是前边八角票价的,我的心踏实下来了。等我从长安戏院出来,刚下台阶儿,看见罗荣寿从西边过来,两眼发直。我在台阶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见我,说:“喔,您也来了!”我让他估计估计今晚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起码有半座儿,您估计呢?”我说:“只要从现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满座儿。要再下,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七成座儿。”那天果然没有再下雨。到开场时,满座了。

星期五满座,星期六更没有问题。两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戏院,跟他们要两天园子。我们到东城再演两场,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卖了两场满座。这四场下来,大家一分钱,腰板都挺起来。我说:“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我们要沉住气,有办法。这就是我们的办法。”确实从那以后,新相声就打开了局面,我们到处演出,卖座率不低。很多晚会演出需要相声节目,都来找相声改进小组,由我组织统一安排。大家情绪很高,演新相声的劲头更大了。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905969.html

相关阅读: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