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二

过去中国人去日本留学都要保人，现在这个荒唐的措施已经取消了。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一到大学放假时，就从北海道飞往东京再转道富士山住在他家里，然后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二十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我出于尊重管她们叫“老大娘”，她们却非常气愤，一定要我管她们叫大姐。我告诉她们如果在中国叫一位70岁老太太为大姐，非挨骂不可。老太太们一定会说：“你小子黄鼠狼给鸡拜年也不看清楚再拜!”对于50岁以上的人，中国今天的报纸上还常用一句新闻熟语为“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意思是说：年过50岁就应该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因为他们已是经验丰富的老人了。

“50岁就算老人?”这伙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活像一群见了河的鸭子。她们一边笑，一边扶扶快要掉出来的假牙，正正头上的假发套。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我下意识地带上了照相机。我1984年6月5日去《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第一天看了一本小册子，说是干新闻的人应该随时带上照相机，以便抢拍。我看见小册子上面登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列车出轨，还有一张是沉船的瞬间，这都是记者抓拍到的。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他行动迟缓但思维清楚。他家独门独院，是个大宅子，很漂亮，房前屋后都是庄稼地，一直延伸到富士山下面。那黑油油的土地上长满着绿色植物，飘散着一种大城市里所没有的清香。气派的日式住宅门口少不了栽有松竹梅，曲径上铺有鹅卵石;院门是推拉式，而且有草扎成的牌楼、雨挡之类的遮檐。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这种富丽堂皇既有北海公园团城的古典精致，又有北京长城饭店的现代豪华。日式草席上铺一张海豹皮，墙上挂几幅中国山水画。旁边大概是个书房，沿墙有一排整齐的书柜，桌子上也堆满了书。早晨的阳光洒进屋子，似乎让人很愉快。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李子有中国的桃那么大，晶莹剔透;桌上的葡萄有鸡蛋那么大，苹果的脸似乎比少女的脸还鲜嫩，还没掐呢，就要流水啦。老头子说：“吃!吃!”

2 of 6“在日本的中国料理店很多都是广东风味。很多日本人以为广东风味就是中国风味呢，这和香港人、台湾人能随便去外国有关。北京人还没那么自由的原因是北京人不敢想、不敢干，所以占领日本市场的只能是广东风味。其实北京风味才能给日本人以新鲜感呢。中国政府应该让自己的公民去占领日本市场，北京人应该随便来东京观光、投资、办厂，这样才能给中国挣回更多的外汇收益。同时，给更多的人带来工作的机会。日本没有一条法律说台湾人、香港人可以在东京办厂、开店赚日本人钱，而北京人不成。”这么突然见到一个鬼子，我这个干过记者的人立刻想到，我应该了解些什么。那么，我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三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在什刹海附近那些胡同里，挑担叫卖者的吆喝真绝了，像背唐诗似的，不听几年听不懂。买的人也一套一套的。比方买的人这么吆喝：‘一大枚的香油、酱油、醋，两大枚的羊肉我要肥瘦儿’。”

80多岁的日本老人连说带写，哼哼唧唧，要让我听懂。我感到有意思，我在日本听过一个美国人说中国相声，维妙维肖;今天又听老日本鬼子讲吆喝。我从不知买的人也要吆喝，只听过侯宝林先生说的相声中的卖方吆喝：

“你瞧我这块布，禁拉又禁拽，经蹬又经踹。”

而且老鬼子口中半个世纪前北京城里的“一大枚”是什么东西?是大洋?是铜钱?一个劳动者干一天活能挣几大枚?能否养家糊口?这些我都不清楚，也无心问他。我关心的是老鬼子在北京的所作所为。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1928年他当了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土肥原先后担任天津、沈阳和北平的特务机关长。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色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战犯信息呢?是日本国内的，还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

“我都想知道。”我说。

“共分四部分，”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些资料做参考。

“在南京大屠杀中犯有罪行的日本军队指挥官，在1947年4月被中国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南京市人山人海地观看。这名日本军队指挥官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我告诉他叫谷寿夫。

“对，对。”他一边说，一边在资料上慢慢划出重点：

第一部分：

中国国民党政府从1945年底至1947年12月底，在各军事法庭共受理战犯案件2435件，判决318人，不起诉661人，判处徒刑的208人，宣告无罪的283人，经中华民国国防部核定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110人。

第二部分：

除东京审判外，在马尼拉、新加坡、仰光、西贡以及伯力等地，起诉日本战犯5423人，被判刑4226人，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日本战犯有941人。

第三部分：

由远东国际法庭宣判，1948年12月23日清晨，在东京巢鸭监狱执行绞刑者7名，他们的名字是：

东条英机，1935年任关东军宪兵司令，1941年任日本首相。

土肥原贤二，奉天市长。

广田弘义，1936年任首相。

板垣征四郎，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长。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自!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这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我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风雨就被关在门外了。我对平田老太太说：“我今天不想乘车，我自己一个人走回去。”我不能原谅日本鬼子杀中国人。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902269.html

相关阅读：大汉奸戴笠：敢于中情局合作 更敢和美国叫嚣
选人用人须经得住倒查
重温血浆经济和艾滋病的混乱时代
三十五个真实的中国历史
王熙凤操办的两场葬礼 竟是她人生的高点与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