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东交民巷使馆区，路静人稀。一辆轿车急速驶入荷兰使馆大门。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从车上下来，他此行是奉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之命，专程拜访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的。

这是1927年4月6日清晨。

是日上午约10点，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和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使馆区。陈向欧登科递交了一份警厅公文，有言曰：“近来，大批共产党员躲避在使馆区内”“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这种布尔什维克思想的蔓延，必定损害外国人并破坏地方安宁与秩序”，所以，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抄查上述共产党人躲避处”“请予许可”。(《京师警察厅致首席公使函》(1927年4月6日))

10点20分，欧登科代表公使团在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界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勿得拦阻。”(《国闻周报》，1927年4月16日)

接着，中国军警按照事先画好的地形图纸，分别把守，“隔绝交通”。此次行动搜查的重点是苏联使馆的旧兵营。携全家躲避在此的李大钊等五十多人被捕入狱。

为何抓捕李大钊

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得入内。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拥宣统复辟的张勋，都到那里避过难，中国当局奈何不得。而这次，李大钊成为例外。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第三国际共产党员。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主掌的共产国际推行世界革命和输出革命的政策，在欧洲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相继失败后，苏共把目光从西方移向东方，从而深度影响并介入了中国革命。

1922年1月，列宁提出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办法，来促进后者的革命化。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这一设想具体化。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通过国民党要员张继的介绍，首先加入国民党。

此时，共产国际最关心的，是用什么办法尽快左右国民党的对外政策，因此，要求中共用一切办法“反对国民党同资本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的任何勾搭行为”。这里所谓“敌视无产阶级俄国的中国督军们”，指的就是张作霖。(《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正是凭借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身份，李大钊在中国的北方直接和苏联驻华大使越飞及后任大使、共产国际在华的实际负责人加拉罕联系。他在国共合作的沟通方面，在吴佩孚、冯玉祥等地方军阀与苏联的关系方面，一直是重要联系人。

李大钊曾参与了苏联和吴佩孚直系军阀的秘密谈判，一度使吴转向左倾。李大钊最成功的秘密活动是使冯玉祥倒向支持南方国民政府。

1924年，在直奉军阀大战中，冯玉祥在南方国民党和苏联的暗中支持下，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推举段祺瑞为北京临时政府执政，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从1924年起，苏联军事援助不断支持冯玉祥，还派去了军事顾问团。李大钊就是冯玉祥和苏联的最重要联系人。除此之外，李大钊还推动冯玉祥与张作霖手下重要将领郭松龄达成密约，促使郭松龄于 1925年11月23日公开起兵造反讨伐张作霖，并一度占领锦州。虽然郭松龄最后被镇压下去，但此事给张作霖造成了沉重打击。

冯的“赤化”倾向，引起了北方军阀的警惕。1926年初，张作霖的奉系和吴佩孚的直系联合起来，驱逐了冯的军队。同年12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彼时，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有实权的政府。

在反赤化的氛围中，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李大钊被列为安国军的重要抓捕对象。

辛丑条约的例外

为躲避搜捕，李大钊躲进了苏联使馆，同时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也一起搬进了苏联使馆。

苏联使馆东边、隔着御河就是日本使馆。站岗的日本兵最早注意到苏联使馆常有中国人频繁出入。苏联使馆西边毗邻一家法国医院，这家医院的工作人员注意到隔壁俄国兵营的院子里半夜老有动静，总有人在讲话和争论。

据曾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主事、驻苏联海参崴总领事王之相回忆，“法国人想知道苏联在中国搞的什么?除了李大钊外在国际上搞什么?”(《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

法国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吴晋，同时也和日本使馆取得了联系。吴晋曾在法国炮兵工程学校留学，任过驻法使馆参赞，是亲法派，他很快将“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的消息汇报了上去。

奉系军警马上派来密探，装做三轮车夫等监视侦查，不久逮捕了“重要嫌疑人”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学生，系中共党员，李大钊躲进苏联使馆后，他直接负责李大钊和外面的联系工作。李渤海被捕后，将苏联使馆旧兵营内部情况全部供出。当时南北处于战争状态，李大钊的秘密机关从事大量军事情报工作，并且藏匿了一些军火，而且苏联深度卷入中国内战，对北方政权威胁很大。

得到法日公使提供的密报后，张作霖函商驻华公使团。虽然各国公使对搜查苏联使馆皆无异议，但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显系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议。于是，安国军总部将此意通告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推诿拖延，奉系见此，决定自行交涉，于是直接派吴晋与欧登科接洽。

1927年4月4日，欧登科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双方达成一致——因为苏联革命后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所以苏联使馆不受《辛丑条约》保护。

李大钊是有机会脱身的。就在4月4日各国公使召开会议的当天，早在1922年就与李大钊相识的杨度，到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长女的婚礼，正好碰上旧友外交部总长汪大燮，得知张作霖已决定进入东交民巷搜查俄国兵营，杨度赶紧离席，当夜即把这个消息通知了俄国兵营的共产党人。

李大钊没走，是因为相信东交民巷享有治外法权。追随李大钊多年，时为中共天津负责人的王德周，上世纪50年代撰写《李大钊先生传》披露：李大钊说“不要太胆小了”“中国军阀看帝国主义，那是无上的”“东交民巷，不容许中国武装入内，是载在条约上的，哪能例外呢，他们对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李大钊被捕当日，也就是4月6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据第二天出版的《顺天时报》报道：李大钊“目光充足”“态度尚镇定”。

4月7日下午，李大钊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4月8日《晨报》报道说，“李大钊受审问时”“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李被捕时，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闻在厅甚受优待，唯看守特别严重”。

除捕人外，军警还搜走了足足七卡车的材料。《申报》刊发的题为《北京军警搜查俄馆界详记》的消息说，“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种物件甚多”“物件之中，有步枪三十余支、手枪十余支、手提机关枪二架”“此外如宣传品及关于共产党书籍等，不计其数”。

李大钊被捕后，顾维钧尽管不愿承担责任，但还是在当日深夜，以北京政府外交部的名义向苏联使馆发出了抗议照会，称苏联使馆“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装、宣传赤化之物品”“此实违背国际公法”与“中俄协定”“为此提出严重抗议”。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将整理出来的证据提供给中外各报馆。同日，苏联代大使齐尔内赫率馆员黯然回国。

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晚年回忆：“对苏联使馆的突袭，曾搜出了大量宣传共产主义的书刊和文件”，北京当局将“搜来的文件一一影印，分送给新闻界和其他使馆，借此证明苏联人准备‘赤化’中国的阴谋”，“因为根据1924年的北京协定，苏联政府表示不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思想，而这些文件表明他们违反了协定”，“事情的结果是苏联召回了驻华使馆的代办”。(《我在中国二十五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回忆录》)

“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查抄了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等人后，张作霖连夜在顺承王府召开会议。

《世界日报》报道称，在这个紧急会议上，“张氏主张从宽处理，不究随从”“赵欣伯、杨宇霆、陈兴亚、张学良、于国翰各要人，亦均主张宽大主义”，会议决定分三步办理，包括：向各国使馆说明意义，并声明尽力保护俄大使和俄使馆;酌派军警看守俄使馆;通告各方，使社会“得明真相”，并声明对抓获各华人，除嫌疑轻者将予释放外，其余一律移送法庭办理。

李大钊被捕后，由于他是北京大学着名教授，教育界、政治界各方纷纷呼吁，应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

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天，傍晚6时，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召开会议，讨论营救方法，并准备派代表向当局陈述意见。4月9日，北京国立九校委派的代表拜访张学良，提出“李大钊系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并要求释放其妻子女儿。12日，北京25所大学校长召集会议，决定发表书面声明，“希望奉系取宽大主义，一并移交法庭办理”。(《世界日报》4月10日、11日、13日)

北洋政府的前高级官员章士钊亦有活动。章士钊游说奉系总参议杨宇霆向张作霖说情，称“切不为以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章士钊，《李大钊先生传》序)

彼时，在奉系军阀内部，对李大钊案的处置分成了两派。据《晨报》报道，一派认为应交军法处分，因为“奉方所讨伐者赤，则凡赤皆为敌人。况共产党在北方显有扰乱阴谋”。另一派认为，应当依普通法律程序由法庭审理，因为所逮捕者悉为文人，并非军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破获共产党机关后，“未闻有以军法从事者”，即便是君主国日本的涉共案件亦由普通法庭审理。

北洋前高官梁士诒主掌的奉系军阀内部的政治讨论会，明确主张将李大钊案移交法庭办理。1927年1月，张作霖的安国军总司令部设立政治、外交、财政讨论会，梁士诒为政治讨论会会长。4月9日，政治讨论会开会，关于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一案，经长时间讨论，决议向安国军总司令建议，将此案移交法庭裁判，依法处理，“以期昭示中外，以彰公允”。

政治讨论会之所以有此建议，与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收回领事裁判权的努力有很大关系。当时，为了决定是否将领事裁判权交还中国，英美等国组成法权调查委员会，对中国的司法状况展开调查，调查报告认为，军人对司法的干涉太多。

在此背景下，政治讨论会认为，东交民巷逮捕共产党人案“现在主张交法庭之最大着眼点，在鉴于本案受世界注目，而上次司法调查委员团，对中国法权，多有所借口，是此案正可借以彰中国司法独立之精神，以减外国不信任中国法权之意。”会议决定，“推举梁士诒、杨度二人为代表，前往顺承王府陈述意见。”

后来，梁、杨二人以事关司法为由，加约司法总长罗文干一同前往。

形势似乎朝着有利于舆论的方向发展，正如《晨报》4月18日报道所说，“奉系对党案尚未定办法”，但“交付法庭说渐有力”。

“久延不杀，恐不足以服各将领之心”

此时的张作霖面临巨大压力，举棋不定。

他给军阀张宗昌、孙传芳及前方各路将领拍了电报，说“在使馆界内捕获着名共产党员首领李大钊”，“倘有意见，可即电告”。

张宗昌、孙传芳等6名军阀给张作霖的回电中，只有一人“电请量情法办”，其余5人均主张“严办”，山西军阀阎锡山没有回电。(《顺天时报》4月14日)

半个月后，4月23日，李大钊案最终被交由军事法庭会审，依据是《陆军审判条例》第一条及《修正陆军刑事条例》第二条的规定，李大钊等人虽非陆军军人，但属“勾结外国人或附从阴谋意图紊乱国宪及煽惑内乱者”。

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张作霖大元帅府军事部长何丰林任审判长、安国军军法处长颜文海任主席法官，审理李案。

此时，张作霖对如何处置李大钊等人仍在犹豫中。4月28日出版的《世界日报》称，“再经三次预审后，即可正式开审，其为期当在下星期一二两日”。不料，形势突变，4月28日上午10点，特别法庭在京师警察厅突然开庭，草草审理了70分钟，便判处李大钊等20人绞刑，立即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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