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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因为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宋朝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和习惯性。

宋太祖 资料图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01月23日第B04版，作者：赖晨，原题：古代“偏见地图”（本文是节选）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加以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

南人自然不甘北人之压制，在真宗朝终于通过努力进人权力中枢，并一度权倾天下。然而，其中部分人先是采取附会宋真宗天书封禅的方式来奉迎皇帝的造神运动以取得权力，之后又勾结刘皇后抢班夺权，于是南人又被舆论定格为有才无德的小人。在这些“小人”之中，官职最低的福建人林特虽然“少颖悟”，但是“天性邪险”，成为舆论所言的典型的有才无德型人物。此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北方士大夫就尽量在宣传上把福建人等同于小人，于是福建官员自然就等于奸臣，从而可以轻松地以人品为由，将福建士大夫排挤出朝廷的权力中心之外，这一过程在神宗年间达到顶峰。

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由邵伯温建构起来的王安石晚年在家里写此三字以泄愤的故事被同道广为传布，几至家喻户晓，竟使得“中州人每为闽人所窘”，便“目为福建子”以泄愤。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南宋时主张持重的福建兴化军人、参知政事龚茂良在罢政前夕上表言恢复，宋孝宗见后竟气恼地说：“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不久龚遂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卒死于所。可见，经过北宋的努力，到了南宋，闽人与奸臣之间的关系就定型了，孝宗的气话正是对这一政治氛围的真情流露。

“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尽管宋代北人士大夫竭力使闽人边缘化并未能阻止闽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但是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上他们几乎成功了，《宋史》中《奸臣传》的北宋部分就几乎成了福建人的专版，《奸臣传》总共20人中，福建就占了9人。这似乎证明了“福建子”的确不该在政治上得到皇帝的信任。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持科考，江西的萧贯高居榜首，寇准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硬是把他的状元拿掉，将山东平度的蔡齐推为第一，还逢人便讲：“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江西临川人晏殊是个神童，深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14岁那年，皇帝要赐他为进士出身，寇准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为南方江西人。皇帝不满，反驳说：“朝廷选拔人，唯才是举，如今四海一家，怎能讲北方人还是南方人！唐朝的张九龄不也是南方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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