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3月22日，周总理召集外交部负责人商议对策，决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方，备忘录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方式进行联系已经不适合了，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

随即，周恩来将此次外交决策向毛泽东主席书面汇报：从21日晚(苏联莫斯科是下午)开始，苏联方面几次向中方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苏驻华使馆也几次找我外交部，说是“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同时，在珍宝岛发现苏军在活动，并侦知苏方在催促前沿行动，估计苏当日有可能强占珍宝岛，昨夜外交活动为故作姿态。与有关同志商定，着即“加强我岸兵力，火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制人”。同时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临时代办，争取主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书面汇报上写下批语：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林彪也圈阅了报告。中方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中苏冲突箭在弦上。

核大战一触即发吗?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西方趁机离间中苏关系，炒作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次解决中国的核设置的所谓“秘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并不是臆想，珍宝岛冲突爆发之后，苏联军方高层反应十分强烈。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元帅、部长助理崔可夫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准备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奉命在华盛顿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求美方的意见。苏联的意图非常明显：在中美关系当时也很尖锐的情况下，如果苏联动手，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时，发现尼克松早已急不可耐：“说吧，亨利，碰上了什么麻烦事?”基辛格拿出十几张写满字的纸放到桌上说：“看看吧，苏联想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昨晚，多勃雷宁先生同我深谈了一夜。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家伙决定用核导弹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现在他们来征求我们的意见。”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吊唁之意在会谈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10月17日，林彪为“紧急备战”疏散飞抵苏州市。此时，他既没有认真研究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发展变化的特点，更没有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过高地估计了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于当天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身份，口授了6条命令。

10月18日，亦即苏联代表团抵京的前两天，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为名，正式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等。19日至20日，许多大中城市进行了紧急疏散或防空演习。10月中下旬，整个国家正处于临战状态，战备运动进入高潮。这个“第一号令”产生了很大的社会震动，中国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注，与中国接壤的一些国家也相应进入了戒备状态。

战争并没有爆发，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文章好作了。”

中苏毕竟开始了边界谈判

10月19日，以副外长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乔冠华副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在机场迎接。边界谈判一开始，双方就因两国总理谅解的内容发生争执。中方坚持认为，双方代表应首先就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然后转入边界走向谈判;而苏方的立场则是先着手谈判边界走向，拒绝讨论两国总理一致同意的维持边界现状的临时措施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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