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大乱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时期。那时候，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华大地，五十六个民族的精英们个个粉墨登场，乱世中不知出了多少位智者，多少位英雄。冯道，便是见证五代史的唯一奇

人。有人称他是“十朝元老”，官场上的不倒翁;有人说他软脊梁，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有人说他颇懂“无为”之道，上善若水，悟出了官场上的老子之道;有人说他政绩空空，无所建树，占着茅坑不拉屎;还有人说他个人修为了得，是

大至大圣的完人;更有人说他体察民情，也算个仁人君子……

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冯道为印行经籍标准文本，经皇帝批准由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等人任详勘官,李鹗、朱延熙等书写，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诗》、《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

传》、《春秋谷梁传》、《周礼》、《仪礼》和《礼记》，以端楷书写，能匠刊刻。

到了后周广顺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历时22年。同时刻成的有唐代张参撰《五经文字》、玄度撰《九经字样》等书。因刻书事业由国子监主持，故史称“五代监本九经”，创官刻书籍之始。当时流传甚广，影响深远。对此，元王祯评

为“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印本后来失传。

冯道，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刘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明宗时出任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均连任宰相，契丹灭晋后，被任

为太傅，后汉代晋后任太师，后周代汉后依然任太师。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周世宗追封为瀛王。就是这位冯道，竟引起了千古毁誉。

尽管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的《冯道传》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但相当大一部分内容是一致的。冯道的不少好事，就是连称他为“无廉耻者”的欧阳修也没有否定，例如：他“为人能自刻苦为俭约”，在随军当书记

时，住在草棚中，连床和卧具都不用，睡在草上;发到的俸禄与随从、仆人一起花，与他们吃一样的伙食，毫不在意;将士抢来美女送给他，实在推却不了，就另外找间屋子养着，找到她家长后再送回去。在丧父后辞去翰林学士回到景城故乡时，正

逢大饥荒，他倾家财救济乡民，自己却住在茅屋里，还亲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废又没有能力耕种，他在夜里悄悄地去耕种，主人得知后登门致谢，他却感到没有什么值得别人感谢的地方;地方官的馈赠也一概不受。

后唐天成、长兴年间，连年丰收，中原比较安定，冯道却告诫明宗：“我以前出使中山，在经过井陉天险时，怕马有个闪失，小心翼翼地紧握着缰绳，但到了平地就认为没有什么值得顾虑了，结果突然给从马上颠下受伤。在危险的地方因考虑

周到而获得安全，处于太平的环境却因放松警惕而产生祸患，这是人之常情。我希望你不要因为现在丰收了，又没有战事，便纵情享乐。”明宗问他：“丰收后百姓的生活是不是有保障了?”冯道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历来如此。我记得近来

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诗》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明宗让左右抄下这首诗，经常自己诵读。

另一次临河县献上一只玉杯，上面刻着“传国宝万岁杯”，明宗很喜爱，拿出来给冯道看，冯道说：“这不过是前世留下来的有形的宝，而皇帝应该有的却是无形的宝。”明宗问是什么，冯道说仁义才是帝王之宝，并说了一通仁义的道理。明

宗是没有文化的武夫，不懂他说些什么，就找来文臣解释，听后表示要采纳。

冯道担任宰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即贫穷的、无背景的读书人和有真才实学、有事业心的人，都得到提拔重用，而唐末的世家显贵、品行不正、办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无论如何，这是值得称道的措施。

明宗年间，冯道还与李愚等委派官员，将原来刻在石上的儒家经典用雕版印刷。这是见于记载的首次以雕版印刷《九经》，是中国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发生在战乱不绝的五代时期，与冯道个人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欧阳修自不必说，司马光也称他为“奸臣之尤”，就是对他持肯定态度的《旧五代史》，在盛赞“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之后，也不得不对他的“忠”提出了疑问：“然而事四

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直到范文澜作《中国通史》，还花了不小的篇幅对冯道大加挞伐，主要也是针对他的政治道德。这些批判看来都是大义凛然，但联系冯道所处社会和环境的实际来分析，结论却不

是如此简单。

像欧阳修这样生在承平之世的人，又遇到一个优容士大夫的宋朝，实在是三生有幸的。所以他尽管也不时受到谗言的攻击，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却能位致宰辅，死后获得“文忠”的美谥。他不必像生在乱世或改朝换代时的士人那样，必须在不

止一个的君主或朝代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还可以从容地用“春秋遗旨”(见《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来审判冯道一类不忠之臣。

相比之下，冯道可谓不幸之极，他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合计不过三十

一年，平均每朝(含契丹)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如果冯道生在康熙、乾隆时，他的一生仕途刚刚超过皇帝享国时间之半，不用说换代，还等不到易君。而且这四个朝代都是靠阴谋与武力夺取政权的，契丹又

是趁乱入侵的;除了个别皇帝还像个样，其余都有各种劣迹暴政，晋高祖石敬瑭更是靠出卖领土、引狼入室才当上儿皇帝的卖国贼。即使按照儒家的标准，这些帝王大多也够得上是“乱臣贼子”或昏君暴君。但事实上他们又都是统治了中原地区的君

主，连欧阳修也承认他们的正统地位，一一为之作本纪。因此冯道除非住进桃花源，或者优游林下，“苟全性命于乱世”，否则总得为这些皇帝效劳，总得忠于这些皇帝或其中的某一人。逃避现实自然要容易得多，但如果当时的士人都是如此，难

道真的要靠那些“乱臣贼子”和以杀戮为乐事的军阀刽子手治天下吗?

欧阳修在严厉批判冯道的“无耻”时，提供了一个懂“廉耻”的正面典型：

五代时山东人王凝任虢州(今河南灵宝县)司户参军，病故在任上。王凝一向没有积蓄，一个儿子年纪还小，妻子李氏带着儿子送其遗骸回故乡。东行过开封时，到旅馆投宿，店主见她单身带一个孩子，心里有疑问，就不许她留宿。李氏见天色

已晚，不肯离店，店主就拉住她的手拖了出去。李氏仰天大哭，说：“我作为一个女人，不能守节，这只手难道能随便让人拉吗?不能让这只手玷污了我全身!”拿起斧头自己砍断了手臂。过路人见了都围观叹息，有的弹指警戒，有的流下了眼泪。

开封府尹得知后，向朝廷报告，官府赐给李氏药品治伤，还给予优厚的抚恤，将店主打了一顿板子。

欧阳修明知此事不过是一篇“小说”，却认为“以一妇人犹能如此，则知世固尝有其人而不得见也”，然后教训冯道们：“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言下之意，从李氏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五代这样的乱世，

连一个女人都还是有廉耻之心的;不仅李氏，围观的人、开封府尹、朝廷也都是是非分明的;只是流传下来的事例太少了。李氏能断臂，冯道们为什么不能用自杀来避免“忍耻偷生”呢?读完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妇”事例，我非但不为欧阳修的良苦

用心所感动，反而要为古人担忧了。从公元九○七年朱温代唐至九六○年赵匡胤黄袍加体，五十余年间换了六个朝代，皇帝有十个姓，

如果大臣、士人都要为本朝守节尽忠，那就会出现六次集体大自杀;如果要忠于一姓，就得自杀十次;欧阳修效忠的

这个宋朝在开国时就会面对一个没有文人为之效劳的局面，或许就永远不会有“宋太祖”和“欧阳文忠公”的称号。

相反，与冯道同时代的人对他就赞誉备至。冯道死时七十三岁，正好与孔子同寿，“时人皆共称叹”。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引)显

然这是由于范质等人至少都有历二朝、事二主的亲身体会，理解冯氏的苦衷，不像欧阳修只要说现成话那么方便。其实，欧阳修遇事也未必都效法李氏。治平二年英宗要追封自己的生父濮王为皇，当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与宰相韩琦赞成，天章阁

的关联。他可以说是一个很“专业”的官员，却非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乃至于后来欧阳修编修《新五代史》时，把《旧五代史》中关于冯道的的粉饰内容全部删除了，《冯道传》也从原来的近五千字减至不到两千字。冯道自称“无才无德痴顽老

子”，他从道家老子的“无为”中悟出了“为官之道”，从“上善若水”中悟出随波逐流，他有一首诗正好说明自己的心声：“莫为危时便怅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

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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