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中国远征军新三十八师一一三团在缅甸奇迹般地创造了"仁安羌大捷"，拯救了500余名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和7000余名英军。然而，战后大部分记录仁安羌战役的资料中，一度没有关于当年那个"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的团长刘放吾的影子，哪怕只言片语。

对我父亲来说，投靠军校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报效国家，他率领一一三团击败日军并解救英军，也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本分。

直到有一天，他看完电影《最长的一天》回家，独自闷坐在屋里，我探头询问时，发现父亲眼眶里闪着泪光，他长长叹了一口气，我才察觉父亲心底深埋着委屈。往后，才陆续了解他这一生所遭受的不平。

反败为胜

晚年谈起仁安羌大捷，我父亲就仿佛重返现场，他会滔滔不绝地讲述当时受命攻敌致胜的过程。

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之前，日军在1940年9月截断了位于越南境内的滇越铁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以后，日军先后攻占了关岛、文莱、香港、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及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还控制了新加坡等地，一路打过去，势如破竹。到了1942年3月上旬，更进一步攻占了缅甸首都仰光。

而日本军队一旦在缅甸战场取得胜利，中国军队来自国外的援助就会完全断绝。当时防守缅甸的英军(两个师)根本抵挡不住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击，从缅甸南部的仰光一路败退。第一军退到仁安羌被围困到油田里面。"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日炙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猛烈轰击死伤惨重，实际上已濒临完全崩溃的地步。"当年英缅军司令史莱姆在回忆录《反败为胜》里描述道。

英国部队要求中国军队去支援，中国指挥官要孙立人派部队。当时就派了我父亲一个团，中国远征军一一三团。在仁安羌附近的一个叫巧克柏当的城镇，"面容相当清瘦，方正的脸上却透出刚毅"的父亲见到了史莱姆司令。

史莱姆司令要求我父亲率团立即搭乘已准备就绪的卡车，迅速到平墙河一带，计划在18日早晨渡河攻敌。这个命令的原稿现在还在我手上。

我父亲的行动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效果，用史莱姆司令的话说简直是无懈可击。在往后的几天，他相当激赏我父亲的表现。"激赏"，这是外国将领对中国军人非常高的评价，这也牵扯到我父亲后来为什么受委屈。

4月17日上午11时，史莱姆将军亲自发出手令："致一一三团团长刘上校：兹派贵官率领贵团，全部乘汽车至平墙河地区，在该处，您将与安提司准将会合，他将以所有战车配合您，您的任务是攻击并消灭平墙河北岸约两英里公路两侧之敌。"这是史莱姆在《反败为胜》上写的。但是后来仁安羌大捷所有的功劳都归于孙立人一个人身上。

史莱姆将军深知这场战役的成败完全取决于团长的指挥，所以在18日攻击前，还不放心我父亲。他将这点疑虑告诉孙立人。两人就一起去视察。我父亲窥出他们来意，主动邀请他们到营部去看看。在相当近接近前线的营部，我父亲通过孙立人的翻译向史莱姆解释连队部署以及军队部署，史莱姆当时已经相当满意，都准备退回去了，我父亲又提出到连队去看看，史莱姆的心里其实是大吃了一惊，因为战争即将开始，连队离前线更近，他并不确定是否有必要这样做，但是面子上又过不去，所以他们就一同涉水到达连队指挥所。刚刚到，周围就响起了枪炮声。我父亲转身看着史莱姆，史莱姆很担心他会说再到排部去看看，但是我父亲没有再那样提议，而是望着史莱姆露齿而笑。史莱姆后来在书里谈到这一段经历，同样给了我父亲一个很高的评价："只有优秀干练的军人，才能在枪林弹雨中面无惧色，露齿而笑。"

18日凌晨，我父亲指挥一一三团在英军的掩护下向平墙河北岸的日军开始发动攻击，他们不仅对日军施以两面夹攻，还向敌人正面反复搏杀，到午后4点，日军伤亡惨重，最后放弃阵地，四处逃跑。当天晚上孙立人又下达命令，要我父亲即刻渡河接应英军。19日的战斗比18日更激烈，直到傍晚6点左右敌人才最终败退下来。当天一一三团救出英军7000多人，还有美籍传教士、新闻记者近500人。

清苦安生

但后来，(仁安羌大捷的)战功被孙立人拿走，我父亲没有讲话的余地。连我父亲当初应该拿到的奖章都没有拿到，还是50年以后我争取来的，通过各种方式争取来的。

听我父亲说，仁安羌大捷之后，他带领一一三团奉命掩护英军撤退，在卡萨转战多时，终于翻山越岭，突出重围，望到一江之隔的印度。我父亲说在渡江之前，他发出了两封电报，上面写着：　"刘团今夜渡江，不成功便成仁"，然后全团趁着黑夜，准备横渡大江。但因为无线电在渡江时浸水受损，团队渡江后音讯全无。我母亲后来听说父亲全军覆没的消息，当场就昏迷过去。

我父亲到了印度后，官兵都极度疲劳，我父亲耗尽精力，也生了一场重病。千辛万苦，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能够体会得到。后来住了医院，跟孙立人在言语上有些冲突，因为兄弟出生入死，那么辛苦却没有工资。我父亲说那我回国念书去了，我父亲回来后念了陆军大学。那时我还没出生，有哥哥姐姐，家里生活非常困难。上有老母，下有妻儿。我父亲即使在读书，也要为家计愁苦。

后来他在1943年7月18日给孙立人将军写了一封信，里面描述了我父亲母亲当时的景况：

仲公师座钧鉴：

别后已逾三月之久，时在孺慕之中。六月间曾数次函禀，迄未见示，未识收到否。

......现家中有七旬余老母在堂，素乏奉养，每以忠而忘孝以为搪塞之口实，午夜扪心，自深知于人子之职责多愧，心痛不已;下有妻儿数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尤在怀抱，嗷嗷待捕，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持生命以度活......

父亲生于1908年4月17日，在家排行老四，共有兄弟姐妹子侄等18人。年幼丧父。祖居湖南桂阳五美乡双领新村，世代耕读勤俭持家，颇能自足。晚年在台湾回忆儿时的家庭教育时父亲曾说："先父在日，法朱子家训及曾文正公治家之道，尤其侧重诚信与服从，吾母继其遗志，倍加严格。长兄习工业，服务于粤汉铁路广韶段;二兄习军事，卒业于潮校一期，三兄亦服务于军中有年，级至中校;五弟服务于桑梓，声誉卓然。吾母对儿辈婚事必经儿辈同意而后行，吾妻柳氏祖籍湘乡，寄籍南京，一九三二年结婚，生有子女各二。家中经济情形秉勤俭之家训，刻苦之精神，量入为出勉可支持，惟内子患宿疾甚以为苦。"

好在我们一家人都平安度过难关。我父亲学成之后，又因时局变迁，重新跟随孙立人，并且到凤山练兵。追随孙立人多年，我父亲尽心完成所交付的使命，绝口不再提仁安羌大捷中战功被随便抹杀的委屈。后来孙立人遭遇软禁，我父亲也不能对外提起他和孙立人之间的渊源，即使孙晚年被解禁，父亲也把对孙立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认为他依然值得尊重，多年来被软禁的遭遇也让人同情，就更没有想到再提仁安羌战功一事了。

如果我父亲在仁安羌大捷结束后要求去英国念书，英国肯定同意，但是他没有那样选择。一个军人在外面终究还是会怀念自己的家人，落叶总要归根。回来后，部队说改编，我父亲给编掉了，什么职务、工资全部没有了。当时我父亲根本没有荣誉的念头，只认为那都是天职，有口饭吃都不错了。

唯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生下了我。我是1944年出生的。我母亲，作为一名军人的太太，和我父亲过的是聚少离多的生活，家里的许多事情必须由母亲来承担，还要照顾小孩子，景况非常困难。她一度回到娘家，依靠家人接济，在外给人洗衣服。

后来我父亲在东北，又多了个妹妹。经过这些，有多可怜，外人是难以想象的。我母亲身体很不好，浑身都是病。1988年8月8日，我母亲去世。永远也忘不掉。她老人家这一辈子都没有享过一天福。

真假将军

英缅军史莱姆司令曾经清楚地指出：刘放吾团长在仁安羌率领一一三团攻击日军。但是在后来的史料及博物馆资料中却鲜有提及到我父亲这名团长，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无从知晓这段历史的真相了。所以1963年才会出现轰动一时的"冒牌将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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