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仁孝的小皇帝
明神宗朱翊钧六岁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他自幼聪慧机敏，很受父亲穆宗的喜爱。有一天，穆宗朱载骑着马在宫中飞驰，朱翊钧担心父亲的安全，就操着稚嫩的口音对父亲说：“陛下是万乘之躯，千万要小心龙体。”听到儿子这么关心自己，而且年纪小小就懂得如何劝谏，穆宗皇帝非常欣慰，当即给了他很多赏赐。
朱翊钧虽然不是陈皇后亲生的儿子，但是却待她比亲生母亲还要恭敬和孝顺。每天，朱翊钧都要跟随生母李氏去陈皇后养病的别宫探望请安。陈皇后也很喜欢这个乖巧的小儿子，还时不时拿出经书来考问他的学业，这时候朱翊钧总是能对答如流，让两位母亲都很高兴。即便当了皇帝之后，神宗依然对两位皇太后一视同仁。当时人称神宗之孝顺，乃“古今帝王之孝所稀有也”。
由于儿子自幼表现出来的过人天赋，穆宗皇帝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所以，朱翊钧从小就被按照储君的身份严格教育和培养。当时，担任太子太傅的是一代名臣张居正，太子对他甚为敬重，从来都不直接称名道姓，而是尊称“先生”。即便是即位之后，所下的诏令凡提及张居正都写“首辅”。
除了名师的影响之外，朱翊钧的母亲李氏也对他起到了积极作用。李氏对儿子从不过分宠溺，而是非常严格地约束他的言行，时时刻刻关注儿子的举动。据史书记载，每次太子读书之时，李氏总要在一旁伴读。一旦看到儿子有所松懈，便让他跪在地上反省。小皇帝即位之后，每逢上朝之日，李太后五更时分就去叫皇帝起床，催他上朝。
有一次，朱翊钧不小心喝多了酒，便借酒撒疯，让身边的内侍给自己唱歌。因为内侍不会唱歌，小皇帝一怒之下，便拿起剑要斩首问罪。在左右的劝解下，天性善良的小皇帝并没有滥杀无辜，只是玩耍般地割了两个内侍的头发。这比起很多暴虐的皇帝，本来就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一向家法很严的太后听说之后，当即罚跪，并严厉地批评了他，直到他认错才算饶过一次。
还有一次，小皇帝受身边的太监挑拨引诱，将司礼太监冯保的两个养子打伤了。第二天冯保告到了太后那里，太后一听气得换上了青布衣服，扬言要召集大臣，废了无道昏君。小皇帝朱翊钧本来就心有悔意，一听说母亲要废了自己，赶紧主动前去请罪，跪在地上痛哭多时，才求得太后的原谅。
正是有了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严母，朱翊钧自小才得以受到良好的教育，没有受人蛊惑，做出什么离经叛道的荒唐事儿来。
三辅臣权力之争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五，穆宗病危，临死之前，他将十岁的太子朱翊钧托付给内阁大学士高拱、司礼监太监冯保和太子太傅张居正三人，并下遗诏，命太子继位之后要进学修德，用贤使能，凡事多和三位首辅大臣商议。这一托孤的决定对明朝万历年间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位托孤老臣和小皇帝的关系都很密切，而且在宫中的地位都举足轻重。但是这三人之间却也有很大嫌隙。神宗继位之时只有十岁，凡事都得仰仗三位首辅，这三人之间的权力之争便拉开了序幕。
高拱在外廷的顾命大臣中资历和声望最高，冯保虽然是司礼监太监，却和小皇帝关系最亲密，被神宗自小称作“大伴”。但是，冯保与高拱两人之间的关系却非常紧张，彼此都想除掉对方。高拱是朝廷元老，门生故吏很多，他便授意自己的党羽弹劾冯保。冯保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利用高拱当年随口所说的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在皇帝和太后面前挑拨离间，说高拱有谋反之意。这一招甚为阴险，直接将素来高傲的高拱赶出了京城。此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名义上站在高拱一边，实则暗中和冯保交好。高拱被逼走之后，便剩下张居正和冯保一外一内辅佐小皇帝，可谓相得益彰。（皇帝故事，http://www.gs5000.cn/gs/huangdi/）
在神宗亲政前的近十年中，多亏了这两位托孤老臣尽心辅佐，才得以保持了数十年的安定清明局面。而且神宗虽然年幼，却颇明事理，对首辅张居正非常信赖。在神宗的支持下，张居正得以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得明王朝的面貌焕然一新，为日后神宗亲政做好了准备。
万历三大征
万历十年（1582），明神宗开始亲政。他虽然三十年不临朝，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无能的庸主。明神宗自幼聪慧过人，再加上受到过严格的教育，十岁登基以来又跟随张居正学习理政，虽然没有掌握实权，却也受到很大影响和锻炼。明神宗亲政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算张居正，从对这件事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出他对政治权力的欲望。他早就不甘心居于幕后，受人摆布了，而是渴望亲自建功立业，这从“万历三大征”便可得出最好的证明。所以明神宗亲政前期，是非常勤勉的。
所谓万历三大征，是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宁夏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从这三次大型军事活动来看，明神宗并不是一个不问政事的糊涂皇帝。相反，他非常迷恋权力，而且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所以，不临朝并不代表不关心朝政，不处理政事。只是到了执政后期，明神宗因为酒色伤身，自顾不暇，才导致纲纪废弛，官员任免不力。
三十年不临朝的天子
明神宗亲政初期非常励精图治，也确实有所作为，但后期为何转变成一个不临朝的荒怠皇帝呢？历史上对此有很多解释。根据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不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俗话说，酒色伤身，明神宗虽然想有所作为，但也还是贪恋酒色，最终导致身体虚弱。据史书记载，年仅二十四岁的神宗就曾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当然，这也可能是不想临朝的借口。
还有一个原因，张居正死后，继任首辅大学士的是张四维和申时行。这两人目睹张居正生前的尊荣和死后的屈辱，所以谨言慎行，战战兢兢地扶持皇帝，不敢轻易谏言。据史书记载，申时行为人极具城府，做事也很圆滑。他在朝之时开创了两项很恶劣的先例——章奏留中和经筵讲义的进呈。所谓“章奏留中”，是指皇帝对大臣们送上来的奏疏不予理睬，放在宫中，既不批示，也不发还。而“经筵讲义的进呈”，就是皇帝不需要参加经筵，经筵讲官们只需要把他们的讲义送到宫中就可以了。有了这两项规定，皇帝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不临朝了。所以，有史学家认为申时行应该为神宗的“荒怠”负很大责任。
总之，由于神宗无暇理政，万历前期开创的良好局势渐渐衰落。到了后期，各地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政府的行政效率大为下降，明王朝也开始渐渐走上了败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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