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 资料图
来源：作者赐稿，原题为：《再论龙云与汪精卫出逃事件——兼述龙云的谎言与两面行为，并答谢本书教授》，作者：杨天石。
提要：龙云于1937年8月初到南京时，即对汪精卫推崇备至。抗战爆发，龙云初期表现良好。广州、武汉失守后，龙云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在和汪的秘密通信中接受其妥协、求和思想，汪即将龙作为叛降、卖国计划的领头羊。1938年11月，汪精卫经昆明出逃，向龙坦述全部计划，得到龙的充分支持和帮助。事后，龙一面掩盖自己和汪的密切联系以及助汪出逃的关键事实，一面敷衍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同时则潜通汪精卫。1939年，军统在越南河内谋刺汪精卫，龙派人携款慰问。事后，龙一面向蒋介石交出汪的密函，一面派人联络河内的日特机关，继续勾连西南实力派，谋划反蒋，改变抗日国策。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政府，龙云曾图谋从抗日前线撤出滇军，通电主和。在抗战大潮中，他虽为抗战做过若干有益的工作，但又与日、汪长期秘密联系，是抗日阵营内部的一颗未爆炸弹。
重庆国民政府既须外抗强敌，又须对付内部的反侧力量，妥善处理动摇不定分子和随时可能的反戈投敌者，其处境十分艰难、危险。对龙云，蒋介石和重庆国民政府既拉拢、安抚，争取其留在抗战营垒之中，为抗战出力，又须始终保持警戒、防范。蒋与龙，抗战期间，始终存在着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
正文
1938年12月，汪精卫等一行乘蒋介石赴陕西召开军事会议之机，自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日。在此过程中，汪精卫等人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充分支持和帮助。然而在事后，龙云却多方掩饰，企图遮盖相关史实。当时，蒋介石为团结龙云抗日，未予深究；1949年以后，史学界由于种种原因，也未深入探讨，谢本书教授甚至著文认为，龙云在事件中是清白的。[1]几年前，我曾著《汪精卫出逃与蒋介石的反应》一文，阐述相关过程。[2]2014年11月，我参加“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云南”活动，在云南大学发表了相关学术演讲。此后，我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又发现若干新资料，有助于揭示龙云与汪精卫的密切关系、龙为掩盖真相而散布的谎言及其在蒋汪、中日之间的两面行为，从而有助于深入了解抗战阵营的内部危机和当年坚持抗战的艰难。不久前，发现谢本书教授所著文，批评我在云南大学的演讲“没有道理”[3]，因将此文发表，以与谢教授讨论。
一、龙云是汪精卫反蒋降日计划的领头羊
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早有与日本议和、反蒋、自立的打算。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中国抗战面临第一次重大危机。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4]12月16日，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5]所谓“第三者”，即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和日本当局之外，由汪出面“组织”另一政权，与日本议和。此议遭到蒋介石的否定。汪精卫表面未坚持，但暗中却继续为此努力。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10月25日，武汉沦陷。日本加紧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降活动，汪精卫集团也加紧了与日本的勾连，逐步制订叛降计划。当时，其所依恃的基本力量即是龙云等原西南地方实力派和广东的张发奎等原反蒋派将领。
1938年8月29日至9月初，梅思平与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兼华南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香港五次会谈，梅思平称：“和平运动非请汪先生领导不可。”“与汪先生共同行动的有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将领、广东的张发奎以及其他人，已经秘密取得联络。反对停战、撤兵的人，在中国是不会有的。”[6]
同年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二次对华声明，提出建设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新秩序”，其成员包括中国、“满洲国”，其目的为“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经济的结合”。11月12日、13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的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谈。20日，在重光堂再谈，签订《日华协议记录》，决定成立汪精卫政权，将龙云作为新一波“反蒋独立”运动的领头羊。其步骤是：1、汪精卫等逃出重庆，日本公布“和平条件”，汪精卫发表反蒋声明，在国内及南洋开展“和平运动”。云南省首先反蒋独立，四川随即响应。2、在云南及四川成立“独立”政府，联合广东、广西，共四省，建立汪精卫“新政府”。3、由“新政府”宣布“日华提携”，阐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政策，聘请日人为军事及其他教官。《协议记录》规定和平条件为：双方签订防共协定；承认日军在中国驻扎；承认“满洲国”；允许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经济提携，日本优先权等。双方预定，汪精卫于12月5日前自重庆到达昆明。
11月26日，梅思平将《重光堂协议》及准备发表的《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草稿抄录在丝绸上，缝在夹衣内，带到重庆。11月29日，汪精卫与陈公博、周佛海等决定，分别往昆明集中。当时，蒋介石正在桂林组织行营，估计15日前不会回到重庆。汪精卫决定利用这一空隙，于12月8日，由重庆飞成都，12月11日，飞昆明。
12月5日，周佛海先赴昆明，联络龙云，布置一切，等候汪到。12月6日，周佛海得讯，蒋介石将于7日回重庆。实际上当日回重庆的是陈布雷，并非蒋介石。12月8日，蒋介石回到重庆。汪精卫取消当日飞赴成都的计划，改派陈璧君之侄陈春圃先到昆明，和周佛海联系，等候汪精卫飞赴昆明的电报，以便通知龙云；同时，预订由昆明到河内的铁路包厢，将全部叛逃人员送往河内。
近卫原拟12月11日在大阪演说，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但由于汪精卫改变逃离重庆时间，近卫遂决定将《对华声明》延期发表。
12月9日，蒋介石在重庆黄山官邸召集孔祥熙、汪精卫、王宠惠等人会议，研究今后对日方针。蒋称：“只要我政府不与倭言和，则倭无法亡我”，“只要我政府不与言和，则我政府即使失败，国家必可因此复兴。况政府至今无失败之理，且革命政府只（志）在主义成功，而不怕一时失败。”[7]“汪精卫提出：“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日本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事。两者皆有困难”，“故调停之举，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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