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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的夏季，大清政府为拯救股市忙得汗流浃背。

那一年，席卷全球的橡胶股市“奔牛”终于趴下，熊市卷土重来。东南亚橡胶企业,约有1/3在上海上市,令上海成为全球橡胶股市的“发动机”之一,吸纳的中国资金高达4000多万两白银，将近国家财政年收入的一半。

如今，“发动机”骤然停火，股票狂跌。正元、谦余、兆康三家钱庄，率先于7月15、16日两天倒闭。这三家钱庄的庄主，把钱庄当做私人提款机,滥发庄票，大肆炒作橡胶股票，结果股市狂跌后，造成数百万两资金被套，周转失灵,只好关门大吉。

上海市面立即大为恐慌。外资银行见状,为免遭受池鱼之殃,准备收回拆借给中国钱庄的所有资金，这等于是火上浇油。随后,森源、元丰、会大、协大、晋大等钱庄相继倒闭

在危机面前，上海地方政府的行动可谓相当迅速。在正元钱庄等停业的当日，就将相关钱庄的有关人员及账本等控制羁押。上海道台蔡乃煌与商会人士紧急磋商，决心政府救市。

7月18日，蔡乃煌携商会会长(“总理”)周金箴乘坐专车前往南京，向上司两江总督张人骏汇报请示，返途中又到苏州向另一上司江苏巡抚程德全请示。当时钱庄的信用已经崩溃，从外资银行再借款的话，必须由政府出面进行担保。张人骏立即电奏中央，北京随即批示，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钱庄从外资银行借款，以维持市面。北京外务部将此救市决定照会各国驻华公使。

8月4日，汇丰、麦加利、德华、道胜、正金、东方汇理、花旗、荷兰、华比等九家外资银行，向上海借出了总数为350万两的款项，钱庄则将相应数额的债票押给银行,由上海道台在债票上盖章背书，作为政府担保，钱庄还款后债票交道台注销。这么大笔的紧急借款，各外资银行并未趁机收取高息，年息只有4厘，大大低于市场行情，等于是金融援助。但为了防止“大清特色”的人亡政息，合同中特别约定了本项借款 “由现任道台及后任道台完全担保”。

在出面担保借款之外，清政府亡羊补牢,抓捕各犯案金融机构的责任人。当时最重要的责任人、正元钱庄的股东陈逸卿，因是外商的买办，受到美国政府的庇护，拒绝由中方进行审讯和逮捕。而兆康钱庄的股东唐寿江曾经花钱买过三品的道台顶戴，也算是个“红色资本家”，两江总督张人骏只好先请旨将其革职，然后查抄家产:但刚脱掉了这位唐寿江的“红”帽子，又发现他还戴了顶“蓝”帽子:他已经加入了葡萄牙国籍,拿着洋人的“派司”,是外籍华人了。张人骏也不示弱,赶紧“依法办事”，查出了葡萄牙民法有明确规定，不准他国的官员申请入籍,而唐寿江毕竟是大清国的堂堂三品道员，正好不符规定,照抓不误。

一边借款，一边抓人，眼看在政府的干预下，上海的市面稳定了下来。但上海的股灾幕后，还有着政府行为失措的深层原因。

作为中国乃至远东的金融中心，上海不仅集纳了中国民间的大量资金，而且清政府的主要海关收入及对外的巨额赔款也都集中于此。1904年,大清商务部 (“商部”)就盯上了这笔国有资金，向慈禧太后打了个报告，说这笔国有资金闲着也是浪费，不如在动用前先拿来生息，算下来每年可得近50万两，划给商部使用，就可以推行一些新政，这“实于商务大有裨益”。在官员们信誓旦旦下,老佛爷便同意了将上海的国有资金投向“殷实庄号”生息。表面看来，这是一桩官民双赢的好事，但如何选择“殷实庄号”、利息如何计算，就完全属于经办官员们“研究研究”的范围内了。在上海的橡胶股票投机狂潮中,这些巨额的国有资产，自然也通过“殷实庄号”的渠道，大量地流入了股市，对股市起到了巨大的哄抬作用。

危机的第二冲击波来自上海最“牛”钱庄源丰润。源丰润老板严义彬不仅是个“红顶商人”，而且“红得透顶””:他的钱庄吸纳了大量国有资金的存款，甚至连由政府担保、刚从外资银行借到的救市款，也有很大一部分先存在它的户头上:更为牛气的是，纯国资的海关收入，按规定应存在官银号中，但海关银号“源通” 也是这位严义彬名下的资产。这样“又红又专”的钱庄，在危机中便俨然中流砥柱，而官员们也是以维护老严就等于维护上海的稳定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将公款尽量长时间地留在它的账上。问题是，“牛”透了的源丰润却已外强中干:严义彬的另一钱庄德源,在股灾中亏损严重，源丰润的资金被大量抽去挽救德源，源丰润其实已经被蛀空。

被蛀空了的源丰润终于被一阵来自北京的微风吹倒。9月27日,是清政府向西方列强支付当期“庚子赔款”190万两的最后日期:但在还剩9天的时候，上海道台蔡乃煌突然致电财政部(“度支部”)，说赔款专用的200万两白银都存在各钱庄，无法提取,请求由大清银行紧急拨银200万两垫付。度支部认为，这是拿稳定市场作为借口,骨子里是地方官们“罔利营私”,立即对蔡乃煌进行弹劾,并警告说:“倘此次无银应对，外人必有枝节，贻误不堪设想。”一看可能惹出外交麻烦，中央被震怒了，立即下令将蔡乃煌革职，并命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会同蔡乃煌，必须在两个月内将所有经手款项缴清。

巨额公款提取后，源丰润终于轰然而倒，余波殃及全国。清政府无奈，又只好出面救市:一方面从大清银行紧急调款100万两到上海，另一方面再由政府出面担保，从汇丰银行借款200万两，给各钱庄应对危机。张人骏、程德全等高官，也奉旨亲临上海“灾区”现场办公。

一边是体制层面的“放火”，一边是技术层面的“救火”，大清国在不断的自我折腾中，迅速地消耗着残存的能量。此时，辛亥革命的曙光,已经隐隐出现在天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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