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年前，郑和这位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航海英雄，做出了令现代人惊叹的伟大壮举。他的船队有2.78万人，分乘63艘巨型宝船和更多小一些的船，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沿岸。有人甚至说他还到了美洲。
历史记载，郑和的最大宝船长44丈、宽18丈，分别接近现代轻型航母和重型航母的尺度，考虑木船的吃水深度有限，其总排水量也在轻型航母的数量级上。这比梦想到东方寻找黄金的哥伦布那可怜的三条小船大了两个数量级，船队的总吨位则超过三个数量级，有几千倍。美国学者詹·阿德金绘制的两船相遇的想象图，悬殊之大，跃然纸上。这个尺度现在受到学术界的怀疑，即便按保守的估计，宝船仍比哥伦布的圣玛丽亚号大了一个数量级，船队规模之差仍超过两个多数量级。
100年前，郑和那尘封的壮举就被梁启超拿来讨论。然而，中国历史学家总是乐于评价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而忽视对事件本身的客观记录和理解。评价一件事情的意义取决于讨论者的尺度，而这些尺度常常是评价者主观选择的。在今天世界主流话语的阴影下，国人急于强化自己民族的历史地位，会有意无意拔高历史事件的正面意义，这就会冲淡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面对600年前伟大的郑和，今天国人最主要的感受除了骄傲，就是惋惜，甚至冤枉——我们的命运不该如此啊!
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在各自的文明体系里都是非常偶然的事件。然而，六个世纪以来，一个巨人倒下去了，受尽蹉跎与欺侮；而一个小瘪三却发迹起来，成了世界的主人。现代文明史并不是什么普遍的人类文明史，而是西方人发迹的历史，是东方人包括中国人失落而不得不跟着走的历史。世界历史的这一变故，却基于各自文化上的必然。
郑和之前，中国虽然早有丝绸之路与西方沟通，包括穿越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红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从事东西方贸易的主要是波斯人、阿拉伯人，很少有中国人。中华帝国固然有海纳百川、多元共处的文化包容，但农耕民族却缺乏主动向外探索、贸易、殖民的意愿。因此，郑和的壮举在中国历史上显得很突出，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偶然的、突兀的、非常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无论它孤立看起来多么辉煌壮丽、波澜起伏，但在中国农耕文明的长河里，却只是一个小小的扰动。
首先，蒙古人入主中原，把传统农耕社会彻底打乱。这些历史上少有的拒绝汉化的蛮族，一度曾要把汉人杀光，把田园变成牧场。他们嫌自己人少统治不过来，便把西域的色目人引进来，促成了欧亚大陆东西之间最彻底的文明整合，却把中原和南方的汉人压在底层，给了他们一百多年的屈辱。蒙古人大势过后，收拾残局的朱元璋竟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位汉人出身的皇帝。但众所周知，他也绝非老实本分的农民。不过，作为一个有见识的皇帝，他总结传统江山社稷的经验教训，对内抑制消费主义的蔓延，尤其是官员的贪欲与腐败，对外实施禁海，防止外洋之民与内地游民、商人沆瀣一气，扰乱中央集权制的秩序。
其次，燕王朱棣把父亲朱元璋的继承人朱允坟赶下台，自己当上永乐皇帝，他已不需要父亲开国初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韬光养晦之略，他要把自己强大的实力推至远方，以强化边远地区稳定，便收回父亲“片板不得下海”的禁令，让郑和组织了空前的航海运动。他的基本意图并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观念，倒不一定真要追求一种君临天下的虚荣，去统治那些化外之民；只是因为传统社会的动乱及王朝的政权更替，经常与蛮族的入侵相关，他要让番邦来进贡，对自己表示臣服，不要在边境滋事，更休想问鼎中原。他的主动冒进，和父亲的被动谨慎，方式相反，目的却一样，维持大一统的农耕帝国的稳定。
第三，郑和本人是云南回民出身，祖父、父亲还去麦加朝圣过。这些回民大多是元朝蒙古人统治时期从西域来的穆斯林的后代，他们身上还有比较多的阿拉伯、波斯商人的传统。郑和自小了解西洋事务，明朝军队进攻云南时不幸被俘，做了宫廷里的宦官。但后来他在朱棣发动的政变中有功，他身上的才华体现的是元朝东西方大融合时期留下的遗产，也才受到重用。
最后，郑和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命里注定只能昙花一现。这种旨在让外番臣服的政治行为开支巨大，几乎没有任何经济回报，带回的长颈鹿(被视为麒麟)之类的珍禽异兽，只能博皇帝一乐，这等奢侈，再富有的朝廷也承受不起。因此，朱棣一死，常态渐渐恢复，航海事业难以为继，郑和本人也在勉强启程的第七次航行中死去。随后巨大的船队以及造船产业，连同相关的资料都被销毁。如果后来的历史没有另一种文明介入，如果没有海外一鳞半爪的记载做佐证，它恐怕就会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十分偶然，而且直接看来，也没什么意义。一是，哥伦布航海本是瞎碰的。这位意大利航海家来到航海业发达的葡萄牙，在那里，他的水平有点业余。他一心想到东方寻找传说中的宝藏，因有非洲大陆的阻挡，便异想天开，要从西面航行去东方。当时欧洲人都相信地球是圆的，但专业的航海家知道，西行的路程太遥远，根本到不了彼岸。哥伦布却犯了两个本来要命的错误，一是他掌握的地球半径远小于实际半径，二是他相信了《马可·波罗游记》里夸大了的日本与中国的距离。于是，他坚信自己可以先到日本，再由日本到中国。他拿着自己的计划去找国王，当然没有人理睬他。他不甘心，又跑到邻国西班牙，经过一番周折，竟说动了航海经验远远不及葡萄牙的西班牙王室，获得了资助，便有了这场错误而伟大的“地理大发现”。直到他在贫困潦倒中死去，也不知道自己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大陆。他仍然坚持着他的第三个错误，以为自己到了印度，只是遗憾没能找到那里的宝藏!后来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才改正了这些错误。
二是，从当时的背景上看，即便哥伦布真到了富饶的印度或中国，西方似乎也没有太多好处可捞，因为当时他们穷得可怜，财富毕竟是人家的，弄回来是要付出代价的。贸易对航海家和商人有利可图，但当时整个欧洲生产力低下，鲜有拿得出手的东西，而东方香料、丝绸、茶叶、瓷器等高档消费品应有尽有，长期而巨大的贸易逆差岂不压垮欧洲经济?尽管西方已经有了一些火器上的优势，但他们要动用自古以来的殖民者和海盗抢夺这一招，也不一定能占太多便宜，毕竟东方的经济效率与规模是他们的十倍、百倍、千倍之多。郑和船队是毁了，万不得已时，戚继光们还会挺身而出的。
三是，改变哥伦布的子孙们命运的，也纯属一种偶然性——新大陆上有富有、好客而懦弱的印第安人，与非洲黑人一样很容易征服和奴役。那里不仅有发达的农业，还有唾手可得的黄金和白银，全球最大的银矿就在中美洲的墨西哥，而白银却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于是，以白银为中介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开始形成了，中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银洋”，后来干脆叫“大洋”，而中国的财富则流向了西方这个无底洞。这一进程延续了三百多年，直到后来中国银子太多了，通货膨胀很多倍，西方人再拿更多的银子都很吃力了，却仍然拿不出别的东西提供中国市场。后来，终于找到了鸦片这一消费品，才吸引白银倒流进西方。这种事巧得像上帝精心安排的——好比今天地球某个黑三角的一股匪徒，悄悄地掌握了全套印制美元的技术和设备。
可是，一股匪徒掌握了文明世界的印钞机，可以获得取之不绝的财富，他们一定能够取代文明世界么?这要看这股“匪徒”有没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结构支撑，把源源不断的外部资源转化为内在创造力，而不是在花天酒地中挥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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