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党社之风甚盛，举凡东林党、浙党、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武林读书社、南园诗社等，大小数十家，延绵数十年。本文单取东林党及有小东林党之称的复社，二者均为当时影响力最巨之“士人共同体”，其成员也有渊源相承之势。

　　通常学者研究晚明党社，主要集中在其党争情势、组织架构、人员生平，间及其言论行为对当时后世之影响，本文只想集矢一点，那就是晚明党社实质上乃是一种士人对中央集权的反动，也可称之分权运动。

　　朋友与党

　　若论东林党人，不可绕过朋党之论说，这是关涉到其正当性与合法性的重要问题，也可从中观察到东林党人的分权要旨。

　　东林中人论朋党，首要标的即是破除“党”之原罪。东林三君之一的赵南星卸任后，在家乡设“思党亭”。有人质疑他，因为“党”在当时绝对是敏感词，不无罪恶气息。赵就回答说，孔子虽称“群而不党”，却也称“吾党小子”，而且在血缘中有父党、母党、妻党，在地缘上也有乡党。党的本身，并不就是恶，换言之，结党并非有原罪。

　　赵的辩说并不孤单。譬如钱一本就为结党辩护说：“后世小人，动以党字倾君子倾人国，不过小人成群而欲君子孤立耳”;高攀龙也指出，正因君子惟恐小人之目为朋党，而疏其党以避小人，才导致亡国。因此，“君子之党盛，而小人之党散。天下之治，治于君子之党，而非论于党之有无也”。

　　党之外，还有朋。东林党人在讲学中特别喜欢鼓吹朋友之间的平等横向联系，而非有等级之分的纵向联系。在顾宪成起草的东林会约中有“九益”之说，其中七条都与朋友有关。东林党人甚至倾向于将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映射到君臣、父子、夫妇等传统尊卑有序的关系中去。小野和子对此评论说，“他们提倡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道德，决不是绝对支配和服从的关系，而是要把本来上下纵向的关系，变为像朋友那样的协作、可以互相批判的横向关系……这如稍不注意，就难免否定封建的上下身份关系，可说是极为危险的思想”。

　　在专制政治制度下，危险的思想或行为总会迅速受到惩戒。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票拟上谕，指责吏部“专权”、“结党”，导致赵南星等为首的东林党人遭贬谪。翌年另一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又遭削籍，于是“善类被摈，几至一空”。对此，顾宪成令人惊讶地作出正面回应，在为吏部尚书孙?抗议处分辞职而代写的奏稿中，顾写道：“夫权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谓之职掌。吏部以用人为职，进退去留属焉，然必请旨而后行，则权固有在，不可得专也。”明史纪事本末中录有该奏稿，但据顾《泾?藏稿》原文，还有这么一段话被漏掉了：“是故职主于分任，而权则无所不统。权主于独断，而职或有所不伸。君臣之分于是乎在，盖其际严矣”。这几乎等于直接向皇帝要求分权了，你有你的象征性决策权，我有我的实质性执行权，权力的界野必须分明。这在当时可谓相当大胆，因此孙?在正式奏稿中删去此段。

顾宪成

　　简言之，依照东林党人的学说，他们是以同道组成的君子之党，其正当性或合法性来自于“天下万世之公议”，而非皇权授予。此种政治结社，可说是试图超越过往科举、地域、血缘等集团结合，而建筑在近乎乌托邦的“天下公议”之上，即以士大夫的公共良心为天下四方而非中央代言。由此也可察到东林党的实质，乃是士人的一次分权运动，要将君权限制在决策乃至仅仅是象征性通过决策的笼子里，而由代表“天下公议”的党人掌握执行实际政治事务之职权。若说其间蕴含着虚君共和之制度理想，有拔高之嫌，但说这是士人一次自觉地大规模聚集，形成貌似松散却富有内在凝聚力的政治组织，以图与皇权分权，也许并不冒失。

　　如果仅仅是乌托邦，东林党不会持续数十年之久，政治生命力也相当有限，事实上，其自有独特的实践形式与权力来源：建立在庙堂内独立监察权之上的同人言路与建立在民间讲学风气之上的书院网络。

　　言路独立与书院网络

　　言路并非简单的言论自由，而是特指言官的言论自由。所谓言官，在明代主要是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御史。前者为天子侍从之臣，对六部政治事务进行全面监察，此外还有封驳诏书的重要权力，也即皇帝送往六部的诏书若内容有问题，给事中可以反驳和要求订正。如果说给事中主要针对皇权，御史则主要针对官僚。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专任肃正纪纲，纠察官僚之责，对行政、司法进行全面监察，特别是对于重要人事的监察。其监察对象，从内阁大学士，到地方督抚，甚至还有宦官与宗室，如有渎职或不正确言行，御史随时可予以弹劾。

　　言官虽具有一定独立性，根本上仍不出君主权力范围，东林党人正是要改变此点。他们不仅坚持言论当由“天下之公”规定，从而在理论上巧妙地剥离出君权对言路的限制，更在实践上抵制张居正的考成法，也即以内阁驾驭言官的政策，而强调言官之独立性。他们还将言路范围扩大到言官之外。太祖《卧碑文》曾规定，生员不得妄议政治，但“一切有关军民利害者，许当该有司、在野贤人、有志壮士、质朴农夫、商贾技艺，皆可言之，诸人毋得阻挡”。东林党人沈思孝在援引碑文时，有意回避了生员不得妄议的字句，却放大了各色人等议政的含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涉及朝鲜政策、立储、矿税等重大国是上，东林党人无论是否言官，多有公开激烈的议论。

　　在东林党盛期，其言论与内阁形成对峙局面，东林党人言论的唯一敌人似乎就是中央政权。今人常注意王锡爵与顾宪成的一段问答：“娄江谓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先生曰：‘何也’?曰：‘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先生曰：‘外间亦有怪事。’娄江曰：‘何也?’曰：‘外论所是，内阁必以为非;外论所非，内阁必以为是’。”由此可见双方对立之，而究其实质，还是作为士人联盟的东林党人，通过言路向中央政权要求分权。学者张宪博指出，万历十年以后的内阁，完全是皇帝的御用工具，因此东林党人与内阁之间的矛盾，实是与皇权的对抗。推举李三才入阁，即表现出东林党人希望控制内阁，进而在国家事务和体制运作中处于主导地位。这是近代因素出现后，君主权力衰落并被逐渐分解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日常奏疏言论，东林党人还特地编辑出版了《万历邸钞》、《万历疏钞》等书籍。收录的多是东林党人就国是提出意见的上疏，过去却被隐匿、留中，或者禁止在邸报上转载。他们将这些疏奏结集刻印，不但可集中展示东林党人的政见，形成一种政治宣传，更是对隐形言路封锁的一种突破。由此，党人朋友式的结合被公诸于众，那些说出而未得到倾听的言论，也因之传播开来。

　　在庙堂，东林党人则争言路之独立与扩大;于江湖，东林党人则借由书院讲学建立同人网络。网络的核心当然是顾宪成与高攀龙在无锡主持的东林书院。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高、顾二人复兴东林书院，“讲学其中。每月三日远近集者数百人，以为纪纲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小人闻而恶之，庙堂之上，行一正事，发一正论，俱目之为东林党人。”由此可见，东林书院的公开讲学虽然每月只有三日，每次数百人，却不仅限于讲学，还臧否政事人物，甚至能影响中央政局。顾宪成在《东林商语》中更和盘托出同人之抱负：“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书院讲学由一地出发，开花散叶，合纵连横，最终达成“天下善士”之聚合。值得注意的是，顾宪成、高攀龙均是商贾之子，特别注意市民及工商阶层的利益，他们提出“恤穷人、体富民”，主张“曲体商人之意”，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实际上形成了为地方士人、工商、普通市民等阶层联合代言的格局。

　　在东林书院感召下，江南书院闻风而起者甚多，重要的如常州经正堂、金坛志矩堂、宜兴明道书院、虞山文学书院等，以顾宪成等为精神导师，“皆捧珠盘，请先生莅焉”。书院讲习之风更扩而广之，终于形成所谓四大书院为主的全国性网络，即东林书院、江西的江右书院、福建的紫阳书院、陕西的关中书院。通过书院山长、骨干成员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全国性人际网络，也成为东林党政治运动的后援。因此天启年间，阉党得势，立即拆毁东林书院，同时关闭关中、江右、徽州等地的各书院。

本文来自：逍遥右脑记忆 /lishi/773240.html

相关阅读：闽、浙地区古代明教失踪之谜
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韩
李之藻
明朝人的性观念
明朝为何承认越南独立：只因七万明朝大军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