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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召开，这就是在中共党史上意义非凡的第三次庐山会议。作为这次不寻常会议的保卫工作主要负责人之一，邬吉成的回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过程，以及那些为置身其中的高层领袖无暇关顾的细节。而这些细节，却是反映第三次庐山会议全貌不可缺少的构成部分。

林彪批准在庐山修建飞机场

当中共中央确定下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和地点后，汪东兴即召集中央办公厅的有关部门开会，布置会务事项，主要是两大块：一是秘书工作；一是警卫和服务工作。

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属两个不同的建制，警卫局属中央办公厅，同时也是公安部的九局；中央警卫团则属总参建制。

1969年10月，经中央批准两单位正式合并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中央办公厅的各局也都改称了处。这样一来，汪东兴成为警卫处的党委书记、处长，同时是中央警卫团的最高首长，但他始终没有挂过中央警卫团团长或政委的头衔。原来警卫处的副处长都成了警卫团副团长或副政委；原来警卫团团长、政委、副团长或副政委，亦成为警卫处的副处长，以致警卫处除处长汪东兴外，有16位副处长。

机构变动后，原警卫局的警卫一、二处，合并为警卫值班室，下设一科，即中南海科；二科，即钓鱼台科。邬吉成是警卫处的副处长、警卫团的副团长、警卫值班室的副主任。

在1970年7月2日的会议上，汪东兴对九届二中全会的警卫和服务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务工作部署完毕，汪东兴就随毛泽东先期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在北京具体组织已经开始的会议会务前期准备工作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

汪东兴曾在会前上了一趟庐山，检查打前站的工作情况。他上山到准备安排毛泽东入住的庐林一号，发现住所上边的山顶正轰隆隆炸石头，汪东兴问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这是在搞什么?”

程世清说是在修飞机场。“怎么能在这里修飞机场?”汪东兴感到意外。“这块地方大，飞机起降比较安全。”“你们在这里修飞机场，是经过哪里批准的?”“是军委批准的。”汪东兴马上追问：“你是什么时间接到的命令?”“前天刚收到。”

汪东兴到施工现场看了一下，见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他对程世清说：“这个机场就在毛主席的住所上面，这样会影响毛主席休息和办公。”

返回毛泽东身边时，汪东兴将此事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问修机场的命令是谁下的，汪东兴也不知道。“你打电话问问总理，他知道不知道。”毛泽东吩咐。

周恩来马上追问总参谋长黄永胜。黄永胜说因为到庐山开会有许多老同志，坐汽车走那么长时间盘山公路不行，空军就准备了几架直升飞机，所以要修个小停机坪，并说这件事报告了林彪。

周恩来打电话告诉汪东兴，修飞机场一事，是林彪批准的。汪东兴随即转报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九?一三事件”后，有把修庐山飞机场和林彪篡党夺权阴谋相联系的说法。邬吉成颇不以为然：“开九届二中全会时，我到那个机场看过，就那么一点点大。修了以后谁都知道，也不是什么秘密工程。我推想修机场大概有两个作用：一个是为了传送个紧急文件；一个是为防备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如老同志突发病症，需要抢救什么的。”

江青让邬吉成下山了解毛泽东安全保卫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的召开日期是8月23日。要求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们到庐山报到的时间，是18、19、20日三天。

政治局成员中，毛泽东7月就到了浙江省的杭州，所以他是从那里乘专列去的九江。

林彪的出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部门没有管。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为五个组，于8月19日在北京的西郊机场登机。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和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是第一组；朱德、叶剑英和陈伯达是第二组；董必武、康生和李作鹏是第三组；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是第四组；第五组的吴法宪、邱会作，也是在这一天走的。

留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黄永胜、纪登奎，负责主持军委和中央政府的工作，他们是在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后，才和李德生、李先念换班上山的；谢富治则因病请了假。

由于九江的飞机场比较小，像伊尔?14、子爵号这样的当时算是大型的飞机无法降落，所以乘机赴会的政治局委员们，都先到达安徽安庆机场，换乘安?24型小飞机，再前往九江机场。他们在九江的机场下飞机后，换乘汽车上山。

邬吉成是随第四小组乘机到的九江。江青上庐山，住的是过去蒋介石和宋美龄住过的美庐。毛泽东在第一、第二次庐山会议期间，都住在这里。

她刚安顿下来，就问邬吉成：“主席上山了没有?”邬吉成是和她一同上的山，对毛泽东的行动不掌握，就回答说：“还没有听到主席已经上山的消息。”江青吩咐：“那你现在就乘汽车下山到九江，找吴法宪了解主席什么时候上山，要特别注意有没有安全问题。”

邬吉成当即乘车下山，到九江宾馆找到吴法宪。吴法宪先是告诉他：“主席已经上山了，安全没有问题。”随后又说了一声：“我也不知道。”邬吉成立即折回山上，与警卫值班室一联系，那边说：“你下山的时候，主席已经在庐山水库游泳啦。”

因为毛泽东的安全警卫，是汪东兴直接领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具体负责的，一般没有交代，别人都不过问的。但邬吉成负责着江青的警卫，江青吩咐的事情，他不能不办理，结果瞎折腾了一通。

李钊、邬吉成、刘兰荪是内部警卫班子的负责人，主要担负会场和会议活动的警卫。毛泽东住的庐林一号的警卫，由警卫团的一中队负责；林彪住处则由二中队负责。

每有会议召开，当会场内外的警卫布置就绪，李钊、邬吉成等就来到现场值班。他们总是在毛泽东等政治局常委到来前，到庐山礼堂前后检查警卫落实情况。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常委到来时，他就护送着他们走进礼堂。

五常委进礼堂后，邬吉成就留在外面巡视。会议结束，五常委出礼堂时，邬吉成就马上回到南侧小门边，一直护送着他们上各自的轿车。

在9号别墅秘密开了两天“批陈会”

在8月23日下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林彪突然抢先发言，为设国家主席造势；在当晚周恩来主持的各大区召集人会议上，吴法宪的各组听林彪讲话录音、展开讨论提议得到附和，改变了会议议程；24日，陈伯达要求打印和分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论天才的语录；部分上当受骗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联名给毛泽东、林彪写信，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25日，第六号简报（华北组二号简报）印发，毛泽东开始反击，制止对林彪讲话的讨论，停发六号简报，要求吴法宪等作检查，写出《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

邬吉成记得开幕的那天下午，会议进行的时间不长。因为林彪的突然发言，占去了一个半小时，打乱了原定的议程，使毛泽东不悦。原来的两位主要报告人周恩来、康生，都以有材料下发，大家可以看材料的寥寥数语，把报告给省略了。五常委从南侧小门出来时，守候在那里的邬吉成、刘兰荪，看见毛泽东拉着脸，好像不高兴的样子。

接着，是在毛泽东宣布停止开会期间，周恩来寓所分外“热闹”。周恩来住的是编号为“9”的别墅，最初的拥有者是美国传教士苏曼，4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解”国共两党冲突，在蒋介石、周恩来之间穿梭，曾“八上庐山”，都是住的这座别墅。

在那两天的下午和晚上，周恩来都在自己住的别墅小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每次都开得时间挺长，要求严格警卫，谁也不让进。邬吉成后来才知道，那是在批评陈伯达。

每当9号别墅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必去庐林一号毛泽东的住所。庐山别名云雾山，在七八月间，傍晚以后到次日上午10点，山腰之上多被大雾笼罩，一两米开外就不见路径。从9号别墅到庐林一号，大约有三里路的样子，周恩来每次都是乘车往返，为了安全行驶，李钊、邬吉成只好派人手提马灯，在汽车的前面引路。还有一次夜间11点多，毛泽东要请叶剑英到他那里去，也逢云雾弥漫。这次就是派刘兰荪等同志手提马灯，在轿车前边领的路。

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发表之后，对陈伯达的批评转成批判。再开大会时，原先主席台上常委的席位，一下从五位就变成了四位。就在邬吉成惊异之际，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他打招呼：“让你们的警卫多注意一下陈伯达，别出什么事情。他的情况要多汇报。”

邬吉成问：“怎么啦，有什么情况吗?”“情况嘛，有些复杂，总之你们提高警惕就是啦。”

他随即和负责陈伯达警卫的孙凤山打了招呼：“对陈伯达跟紧点，别出问题。”而他自己有时看见陈伯达独自一人转悠时，也随之跟着走一段。

此时此刻，邬吉成发现陈伯达不发脾气了，否则他又会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不需要警卫跟着。而且这时他的情绪神态，和刚上山时有很大差异，隐隐约约露出几分消沉和颓丧。

有一次，陈伯达散步去了含鄱口，孙凤山在他身边跟随。走到含鄱亭，孙凤山听陈伯达长叹一声，像是对他，也像是自言自语地说：“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当时孙凤山还没听出他话中有话，直到会议后期陈伯达挨批在庐山已经不成为秘密。

6号简报编发汪东兴发言，毛泽东很生气

当吴法宪关于放林彪讲话录音、组织小组讨论的提议被采纳后，汪东兴参加了华北小组的讨论。陈伯达也来到这个小组，他作了极富煽动性的发言，配合林彪集团鼓吹“天才论”，以实现在修宪中恢复设立国家主席的目标。

陈伯达的蛊惑发言把绝大多数人的激愤挑了起来，特别是他“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一语，加上他手舞足蹈的表演，使汪东兴也热血沸腾了。

汪东兴随之表态拥护林彪的讲话：“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讨论修改宪法时的意见，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

早在第三次庐山会议准备时期，毛泽东就多次谈到，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这个主席。有些相关的谈话，还是让汪东兴向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传达的。

可林彪的讲话，陈伯达的煽动，用汪东兴的话说，是“没有识破他的阴谋，凭着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一听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我就火冒三丈被他煽动起来了。”

偏偏这些话都被编进了全会的第六号简报，而且还“把别人发言的内容与我发言的内容混在一起，以我的名义刊登了出来”。汪东兴的回忆说这些文字在刊发前，没有给他过目。

这份简报毛泽东马上就看到了，他立即把汪东兴召了去。“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毛泽东见面就问。“刚看到。”汪东兴还没想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们已经来过了。”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紧接着，毛泽东的口吻严厉起来：“你汪主任了解我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当毛泽东用你的职务称呼你的时候，你的情况就有些不妙了，这一点汪东兴早有体会。

汪东兴解释：“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欢喜得跳起来，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大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反问：“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吗?”

毛泽东的批评，使汪东兴心里非常难受，他感觉自己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教导和信任”。

一天，参与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王海容、唐闻生，在碰见邬吉成时打招呼，说江西省的同志送到庐林一号一些瓷器。她们因工作常在毛泽东身边，与从事警卫工作的邬吉成比较熟悉，就特意问邬吉成想不想买一些，如果想，就赶快到庐林一号去挑选。

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很有名，邬吉成到庐林一号王海容、唐闻生那里，买了点小酒盅、小碟子。孰料一回到办公的楼里，就接到汪东兴电话，把他一通好训：“庐林一号那边的工作不归你管，谁叫你跑到那边去的?去干什么了?”

对汪东兴劈头盖脸的指责，邬吉成很纳闷。直到后来听说汪东兴在华北小组会议上犯了错误受到毛泽东批评，做了检讨，他才醒悟到，汪东兴动肝火大概与当时心情不佳有关。

九届二中全会是9月6日结束的，大概是7日或8日晚上8时，在会议办公驻地的邬吉成，看见叶群带领着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四员大将，到美庐探访江青，表示敬意。邬吉成分析，这种政治性的拜访，和庐山会议出现的较量有关；也表明林家和江青的关系非比寻常，直到1971年8月，江青还在《解放军画报》上发表林彪读毛主席著作的照片。

在下庐山之前，邬吉成和担任警卫的部分干部，去了周恩来的住所，在院子、前厅，和周恩来、邓颖超及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合影，“留下一份永远的纪念”。

9月9日下午，毛泽东在庐山礼堂，应全会的服务人员的请求，接见了为全会服务的会务人员，也一起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遂乘车离开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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