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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彭真把姚文元的文章纳入“学术讨论”范围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压力下,《北京日报》转载了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该报编者按语不表示支持姚文，反而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利用关、戚发动新一轮攻势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讨伐，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中宣部，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由于关锋等人乱扣帽子，乱舞棍子，为许多人所不齿。

为了不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制订了《二月提纲》

1966年1月2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各种问题扯得越宽越好。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这有利于思想的展开。可是，康生却在会上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

自从提出《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后，对吴晗批判的文章日多，调子也日高，还有人提出对郭沫若和范文澜也应该批判，郭沫若闻之很紧张，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写了封辞职信。郭沫若是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他之所以要辞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关于海瑞的诗，因而担心由此引来公开批判。

为了不因《海瑞罢官》引起学术界、思想界的大混乱，彭真等人认为有必要制订一个相应的文件，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使这场讨论有序进行，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这也是“五人小组”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开会，有关方面负责人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刘仁、郑天翔列席了会议。彭真在会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他并且要刘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北京市委书记）证明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还指出：当前开展的这场学术讨论，涉及到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确实需要很好地引导。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陆定一赞成彭真的意见，还特别讲了斯大林时代的历史教训，提出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却在会上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会后，许立群、姚溱根据彭真的指示和会议精神，起草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前，彭真把这个提纲送给了在京政治局常委。会上，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对提纲进行了讨论，后经彭真修改后，在京政治局常委审阅同意，于2月7日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

2月8日，彭真、陆定一、许立群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除说过“‘左派’整风”三年以后再说的话外，没有对提纲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在询问“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后表示：吴晗不罢官了，还是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造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对于《汇报提纲》，毛泽东只说了两条意见，一是关于《提纲》中提出的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他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二是提出不要批评郭沫若和范文澜，他们还要在学术界工作。

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二月提纲》，就让许立群代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批语。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作为批判运动的一个指导性文件。

《二月提纲》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月提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然不可能对这场波及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加以否定，而是认为“这场大辩论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大斗争”，“应当足够估计到这场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要估计到这场斗争不是经过几个月，有几篇结论性文章或者给某些被批判者作出的政治结论，就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应当积极地，认真地，不间断地把这场斗争继续下去。”

但是，《二月提纲》又明确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及由此展开的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历史人物评价和历史研究的观点方法等问题的讨论，划定为学术批判性质，说这是“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这场大辩论势必扩展到其他学术领域中去”。《二月提纲》同时指出：“学术争论问题是很复杂的，有些事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弄清楚。”因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或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没有立，就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彻底的破）。”“我们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上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

《二月提纲》还说，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有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二月提纲》还要求“左派”“用适当的方式互相批评和互相帮助，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者走向资产阶级专家、学阀道路”。《提纲》认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也难免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错话，犯过大小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提纲》最后提出“五人小组”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等人组成，由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胡绳负责主持学术方面的工作。

《二月提纲》下发前后，各地按其要求，就《海瑞罢官》等问题进行学术讨论。这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文章。其中，既有对吴晗和《海瑞罢官》的批评，也有人认为对吴晗不能一棍子打死，强调“学术上的错误不一定都归结为政治上的反动表现”。“吴晗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能够分清敌我，辨别是非，只是不自觉地在学术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一时颇有一点学术讨论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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