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以来中国使用否决权次数较少，既有中国慎重、负责的因素，也有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多，比较超脱的因素。
已于2010年9月去世的凌青是新中国著名外交家。他曾在1980年至1985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是 中国对联合国事务最为熟悉的人之一。2004年、2005年间，他在香港、北京等地参加会议时曾向笔者讲述了自己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的一些经历和故事，其中包括1981年选举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这次选举，虽然 并非中国在安理会正式行使否决权，但仍是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国际事务的一次典范。
候选人来自“黑非洲”
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负责人，每5年一个任期。它必须先经过安理会推荐，才能提交到联合国大会进行多数表决。而在推 荐环节，5个常任理事国“同意或不反对”才能获得提名。
在实际操作中，还形成了一些不成文的做法。比如安理会在推举秘书长时秘密进行，且由轮值主席当场开票。如有两个以上候选人， 安理会一般先进行“摸底投票”，由得票多且无常任理事国反对者获得提名。
按照惯例，联合国秘书长不能由常任理事国的国民出任，一般由比较中立的中小国家代表担任。
从1946年联合国成立到1981年，共有4任联合国秘书长，其中只有缅甸的吴丹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他3人分别来自挪威、瑞典、奥地 利。他们在35年间任期24年。而吴丹也是因为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在1961年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从副秘书长代理秘
书长然后转正而来。
到1981年时，奥地利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已经担任了两届联合国秘书长，并且正在寻求连任。同时参加竞选的还有非洲统一组织推 荐的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艾哈迈德.萨利姆。
据凌青回忆，萨利姆在非洲国家中很有声望。他还在上世纪60年代担任过驻中国兼朝鲜大使。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 合法席位时，有一位非洲代表在现场带头跳舞庆祝，就是萨利姆。他后来在80年代回到坦桑尼亚出任外交部长，
1984年成为总理。
1971年到1981年间，联合国进行过两次秘书长选举。中国一般先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在两轮过后，转为对发达国家候选人支 持。
凌青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即使支持发展中国家候选人，其他常任理事国不支持，也无法成功。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也是中国的朋 友，比如瓦尔德海姆对中国也很友好。1976年周恩来去世时，正是他主张在联合国降旗志哀，并发表了周恩来
“没有一分存款”、“没有一个孩子”的演讲。
对于1981年的这次选举，凌青的想法是：萨利姆是中国的老朋友，又是非洲政界的重要人物。他参选不仅代表个人，也代表非洲。毛
泽东曾讲过，是非洲国家把中国送进联合国，“如果中国只支持两次就转向，显得我们只是想敷衍一下非洲国
家，态度不够真诚，不够朋友。”
其次，虽然中国与瓦尔德海姆之间关系友好，可这样一个重要的位置长期由一个人担任，也不太妥当。
第三，联合国秘书长一职已经连续被西方发达国家担任，既不合理、也不公平。中国是常任理事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如不站出来 说话，恐怕也会失去人心。
当时美国支持瓦尔德海姆。
凌青回忆说，当时他听说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谈判并不顺利。他的另一个想法是，选举中如果双方动用否决权相持不下，很可能出现 新的候选人，而且他一定也来自第三世界国家。
这一建议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内部讨论后，最终得到了外交部的批准。北京还对如何参与选举做出了具体指示。 胁要使用否决权是为了最后可以不使用否决权。
他认为，威胁要使用否决权的阻遏作用在所有事例中都十分明显。
不过，否决权尽量少用并不等于不用。因为它代表了常任理事国的分量和在世界上的影响。比如美国在使用否决权上从不含糊。
凌青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认为，1971年以来中国使用否决权次数较少，既有中国慎重、负责的因素，也有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不多，比较 超脱的因素。但今天中国已全面参与联合国活动，深深介入各种国际事务，所遇到的国际挑战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中国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为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立场，该行使否决权的时候就行使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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