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败军的名声很快在军内传开,打饭时,师傅问战士石敦豪,你是哪个师的?得到回复后,围观者开始起哄:“就是那个吃屁火的嘛。”
180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失利最严重的部队,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全军覆没”的说法流传甚广。
180师的失利被定性为政治动摇。1954年,180师参谋长王振邦曾向军部提出失利原因主要是兵团指挥失当,不能全推到180师头上,却被批评为已有定论。
归国战俘们被要求以“狼牙山五壮士”的高标准对照自己,交代错误。领导严厉的说:“被俘回来就是人民的罪人。”
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但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不会再有人写了,都老了。”冯志诚说。
2013年7月24日,在朝鲜战争停战60周年的成都老兵纪念会上,81岁的180师老兵汪元昌最终愤怒了,原因是“原本受邀与会的领导一个也没来”。一百来个在台下昂着白头的老兵,在3个小时的会议时间里也没收到一句对其个人的致敬和感谢。
“这么不重视还开什么会呢?”汪走到签到席把名字一笔划掉,扭头便走。这引发了风波,很多昔日战友都看到了这一幕,但最终没有人去劝这个倔强的老头。
“很理解,也很无奈。”一位180师老兵说,“抗美援朝胜利60年了,我们却仍活在失败的阴影里。”
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场战争中,180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孤军深入和执行错误指令,180师11000多人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这是志愿军成建制失利最严重的一次,六十多年来也在多种历史叙述中被称作“朝鲜战争中唯一全军覆没的队伍”。
幸存的180师老兵的余生因这次失败而改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被视作耻辱而屡遭冲击,或在异地他乡忍受着奚落和冷遇。然而六十多年来,这支头顶“污名”的败兵之师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真相的追寻和维护。
从1991年起,老兵们以笔为武器,出书写文章为自己正名,同时出版了二十余本集体或者个人回忆录,总字数达数百万。但时光的敌人仍过于顽强——在惯有认知的影响下,这些文字从未被正规出版社接受。
如今,一本名为《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的书准备在北京出版,由《沈阳日报》记者关捷采访一年而成。这些耄耋之年的老兵,用最后的力量再一次讲述他们所执守的“正确历史”。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把我埋了”
现在,81岁的原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老兵肖德元住在成都一个叫九如村的小区,爱好中医养生,摆弄自制药酒。62年前,肖德元在这个城市参军,成为180师538团的一名普通战士。
但和平没有持续太久。1950年12月10日,肖德元和180师1。1万名战士一起接到通知,奔赴3000公里外一个陌生的国度——北朝鲜。这个半岛在一年前爆发内战,战火还一度烧至鸭绿江边。中国组成志愿军支持他的社会主义兄弟。
在从成都到朝鲜漫长的旅途中,年轻人们义愤填膺,一路高声唱着《志愿军军歌》。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海外作战,“抗美援朝”标志着新生共和国从人民战争到国防战争的过渡。在肖德元抵达前线的半年内,四次战役已经相继展开,中朝军队与联合国军逐渐形成拉锯,志愿军司令部决心发起一次更大规模的战役,打破僵局,争取主动。
1951年春夏之交,志愿军决定“即使付出五六万人的代价,也要消灭敌人几个师”。17岁的肖德元早已等不住了,他听说,美国人就要被赶下海了,再不去就没机会啦。
在这样的乐观氛围中,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共80万人相持于北纬38度线附近。美军不断后撤的磁性战术推高着中国军队的信心。180师领到的任务是从中线直插敌阵,割裂美军和东线韩军的联系。在五天的进攻中,180师前突了一百多公里,顺利割开美军阵地。
此时第一个危险信号出现了——180师的干粮和弹药已告罄,突进也过远。情况很快得到验证,5月22日,随着联合国军全线反攻,战场态势瞬间逆转。美军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开始收“口袋”,180师首当其冲。
打还是撤?师长郑其贵强调要听从兵团指挥,顾全大局,但兵团下达一个事后证明是非常错误的命令——就地阻击敌人,掩护兵团主力和伤员转移。
这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538团战士赖富柏躲在山道旁的树丛中,看着美军坦克在滚滚烟尘中如入无人之境,志愿军战士拿着爆破筒冲上前去。一天的阻击,整个连队只剩下他一人。“他们有坦克飞机,我们什么都没有。”
一天之后,所有的友军已经撤退了,180师却等来了美军机械化部队。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兵团电令部队向鹰峰撤退,说到了那就有接应,可到达后,却发现敌人的照明弹已经将山谷映成一片惨白。
鹰峰标高1436。9米,这一天,细雨如丝,雨点落在身上,异常寒冷。
这是断粮的第5天,一万余人的180师只能集合起一千来人,靠野菜和树叶勉力维持,重机枪因为搬不动被丢弃,剩下的二十余挺轻机枪,只有一挺还能打几分钟的子弹。
张城垣是师部的宣教干事,他听见师长郑其贵在喃喃自语,“完了,完了。”随后,师长命令机要科长将联络密码全部烧掉,这位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老知识分子吓得哭了起来。
28日,剩下的人决定翻过鹰峰再次突围。在一条山沟下,他们发现了数百名伤员。重伤员在死前大喊“把我埋了,把我埋了”,他们却只能在死者的脸上覆上树叶。
冯志诚在山脚的另一支突围队伍里,他是180师539团的作战参谋,集合起一百多人,下意识地朝北走,团政委韩启明负伤掉队,选择自杀,甚至没人注意到。
肖德元掉队了,他站在北汉江边,江水茫茫,手边只有一支苏制步枪。江对岸,群山之中,炮声隆隆,那里有他被围困的战友。
一个朝鲜老妇人站在木屋前,不断说着什么,他听不懂,大概明白是让他带走屋子里的一具战士遗体,遗体的头上盖着红布。
这个新兵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了,他在心里喊着:“毛主席啊,这个仗怎么打成这样?”
战俘营
炮击终于停了下来,敌军开始搜山。180师538团卫生员钟俊骅就是这时被俘的,他在溪边喝水充饥,枪口忽然捅到了腰间。
张城垣和吴成德一直留在山里,吃光了山沟里的青蛙后,他们决定下山找粮。晚上,张带着四个士兵溜下山,毫无意外地被敌人发现,他们跑啊跑,黑暗中看不清,纷纷坠落悬崖,等他醒过来,两个士兵已经死去,活着的小声告诉他,张干事,我们被俘了。
直到一年后,他才知道180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在山里又坚持了一年才负伤被俘,成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级别将领。
张城垣被送往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营。在五次战役之前,志愿军战俘不过两千余人,五次战役之后,陡增至一万五千人。
作为宣教干事,他原来在部队中负责气节教育,第一条就是不能被俘,想到如今的处境,感到非常羞愧。他在战俘营认出了许多180师的士兵,对方却低着头不愿看他。
180师的被俘军人成为战俘中坚决回国的领导者。按照《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战俘不等于罪犯,战俘营中实行战俘自治。利用这条规定,1952年,他们在战俘营里成立了共产主义团结会,发展了两千余名团员,张城垣任副书记兼宣传委员,还有一张机关报《消息报》,用以鼓舞教育被俘同志。
战俘营是另一个战场,这里有各色人等。从台湾过来的国民党特务混进战俘营策反,甚至强行在战俘身上刻上反动口号,让他们不敢回国。如果抵抗就被淹死在厕所。
180师的干部们也针锋相对发起打击叛徒的运动。“经我批准处死的叛徒就有17个。”张城垣说。
“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童志安肯定地说。
2011年,180师的年度聚会正式取消,每一年都有老兵过世,健在的年纪也越发大了。
如今,180师的后代积极地想为自己的父辈正名,他们在网上抱团,建立QQ群,在网站发帖,与攻击180师的网友对骂,联系媒体采访,甚至还有一个建立180师博物馆的愿望。
“应该记住这些老兵,他们做出了这么大的牺牲。”石敦豪的女儿石京秀是180师后代群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但在做朝鲜战争口述史的张鸣(化名)看来,这样似乎有些徒劳,“在美国,这场战争叫做被遗忘的战争,在中国,也快被遗忘了吧”。
“这可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石京秀为父辈的历史寻找到宏大的叙事,但在韩国,她惊奇地发现,他们的父辈战斗过的鹰峰,如今已被改名为“恋人山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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